本期内容简介

1995年，“家庭暴力”这一概念首次进入中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法律第一次明确宣告：家暴不是家务事。这个月是这部法律实施的第十年。

但法律的存在，从来不等于法律的抵达。

  • 2010年，李彦亲手终结了一段暴力却险些以命抵命，案件跨越的5年恰逢中国起草反家暴法；
  • 2019年，方洋洋被丈夫与公婆联手折磨致死，死后骨灰盒被亲戚抱走，配了一门阴婚；
  • 2020年，刚刚离婚的拉姆在直播中被前夫淋上汽油点燃；
  • 2020年，在长达一年多的精神虐待后，包丽选择自杀；
  • 2025年，婚后四年从未因家暴报过一次警的刘雨卿，被警方发现时身上已盖着白布。

低音想讲述这五位家暴受害者女性的故事，也是想记录那些没有被档案记录下来的名字。

节目精彩时刻

  • 00:00:43 2016年3月，中国反家暴法正式实施
  • 00:02:12 李彦案：被丈夫砍掉的手指在法庭也无法“充分证据证明家暴存在”
  • 00:06:50 方洋洋案：婆家三人殴打媳妇致死，该判“虐待”还是“故意伤害”？
  • 00:12:24 拉姆案：每一次因家暴出警都以“家庭纠纷”处理，直到那场大火
  • 00:16:51 包丽案：精神暴力——一种不动手、却能把人一点点掏空的暴力
  • 00:20:53 刘雨卿案：她没有报过警，法律也没能阻止悲剧在她身上发生

延展阅读内容

播客文字版本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第一次在国际会议文件层面将“家庭暴力”明确定义为侵犯人权的问题，这个概念也在此进入了中国百姓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中国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国家立法。法律写明：家暴不是家务事。从确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到强制报告制度，“家庭暴力”开始从“家务事”变成一个需要社会和国家权力介入​​​的公共问题。

法律的进步，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是很多人推动了很多年才走到的地方。

今年是反家暴法实施的第十年，我们想讲五个家暴受害者女性的故事。

她们中有人在反家暴法正在起草的那五年里杀死了施暴者，险些以命抵命；有人被丈夫和公婆三人联手殴打，死后骨灰盒从殡仪馆被人抱走，嫁给了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死去的陌生人；有人多次报警求助，每一次警察来了都以“家务事”打发离开，直到前夫闯入直播间，淋上汽油；有人或许没有遭遇身体暴力，却被一句一句的羞辱活活逼死；有人在婚后四年从未报过一次警，直到被人发现时，已经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布。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10年的四川安岳县。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叫李彦，出生于1971年。

2009年，她和谭勇结婚，这是她的第二段婚姻。很多邻居在婚前就告诉她：他的三个老婆都是被他打跑的，品性不好，脾气烈。

但李彦觉得他好。前夫长年无业，不干家务，她想找一个比自己大的、懂得照顾自己的人。谭勇在追求她的时候常常买菜做饭，说自己四十多岁了，坏毛病早就改了。李彦的父母和姐弟都不同意，父亲气得要断绝关系。她一意孤行，还向亲友借了两万多块，和谭勇一起买房买车。

婚后三个月，妈妈就发现了她身上的伤痕。

谭勇不让她回娘家，不让她接娘家人的电话。他每月只给一百元生活费，买什么都要记账，账不对就打，有时打了之后，还会把她关在阳台上，不让吃饭。

邻居们有时会看到，李彦整夜躺在楼梯前的走廊上。她妈妈就住在对面楼，但她从来不敢回去。

她去找过社区干部，社区把皮球踢给妇联，妇联建议保留证据，派出所建议去找妇联，妇联再把皮球踢回社区。没有一方曾上门找过谭勇。

她曾在日记里写：“别人都说我变了，我变得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像一个囚犯，没有一丁点自由……我好想心平气静和你商量，可讨来的保证是一顿暴打。”

日记里，她隐去了一些觉得羞辱的事情——殴打之后，谭勇常常强迫她。

后来，谭勇怀疑她和别人有染，用菜刀剁掉了她左手中指的一节。在医院包扎时，医生说可以去成都接指，谭勇不同意。他要李彦对外人说，是砍猪脚时砍到的。那节断掉的手指，装在小瓶子里，用福尔马林浸泡，和她的日记本一起藏在阳台的杂物堆里。

2010年11月3日的深夜，谭勇喝醉了酒回来拿着气枪乱瞄准着玩，李彦害怕，想要阻止他。两人开始起了争执，谭勇说“老子骂你几句，你还犟嘴”，便开始拿起枪管砸李彦。

争执中，李彦顺手拿起枪管，打向了他的后脑勺，因为害怕，又补了一棒。

谭勇死了。她呆坐在地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整个人都蒙了，大脑一片空白”。天亮后，她打开小卖部，坐在门口绣十字绣。

她把谭勇的尸体分解，一部分扔进公共厕所里，另一部分扔进了河里。她跟一个老朋友说，她把谭勇杀了。朋友问原因，她什么都没说。朋友劝她自首，她还是沉默。后来朋友带着警察上门，警察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重重叹气。

2011年，一审：故意杀人罪，死刑。二审维持。

庭审中，辩护律师让李彦把手举起来，看到那根断了一节的左手中指，全场先是沉默，随后是谭勇家属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辱骂声。

在农村，家暴没有出诊记录，没有医院病历，没有邻居愿意作证。136名律师和学者联署“刀下留人”，指出李彦是长期家暴受害者。还有那些日记、那些照相馆的照片、那节浸在福尔马林里的手指——在法院，都只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家暴存在”。

这个案件的审判跨越了整整五年，从2010年到2015年——那五年，恰好是中国起草《反家庭暴力法》的五年。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之后，四川省高院以“原判决没有认定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错误”为由，改判李彦死缓。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9年的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张庄村。故事的主人公叫方洋洋。

她的父亲45岁娶到妻子杨兰——一个从火车站被领回来的女人，她说不清自己从哪里来，被鉴定为轻度精神发育迟滞。1997年方洋洋出生，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孩子，方父老来得女，很疼方洋洋，“从吃上没亏待过孩子。她爸会经常去村里小卖部买零食，苹果、橘子、瓜子不断。”方洋洋在村里的朋友说，她很漂亮，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手又长又细，是个壮妞，有一米七多。

与同龄人相比，她智力发育有些迟缓，小学没读完就辍了学。

2016年，她19岁，媒人上门提亲，方父同意了十几里地外张庄村的张丙，比她大6岁。

婚礼那天的视频里，方洋洋穿白婚纱，外面套红羽绒服，头戴一顶小王冠，坐在炕上，笑容一直在脸上 。张丙在周围人的欢笑声中亲了她，她害羞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据张丙说，婚后他带着方洋洋外出打工，在此期间她一直没能怀孕。张家认定是她的问题。结婚时张家13万彩礼，其中10万是借的。

2017年底，张丙带着方洋洋回方家，以方洋洋不能怀孕为由提出要退彩礼，方父拒绝，双方大吵。那之后，张家反复讨要过钱财，后来干脆不让方家见她。

2018年，方父病重，病床上一直念叨着要见女儿。方洋洋的表哥多次打电话，每次接的都是婆婆、公公或张丙，从来不是方洋洋。他去张家找，被告知她出去打工了。他报了警，说怀疑她被软禁。警方说：他们是合法夫妻，这是家事，不方便介入。

2018年9月5日，方父去世，父亲发丧，张家没有一个人出现。方洋洋自腊月一别，再也没能回娘家。

从那时起，张家三口人一起动手。婆婆用棍子打她的头、肩膀和腿，冬天罚她穿单鞋在院子里站，一站半个多小时；公公喝完酒找她发泄，每次下手都不轻；丈夫用木棍打她，用瓷杯把她耳朵打出血。

他们不叫她一起吃饭，锁上大门不让她出去。

一开始方洋洋被打还会反抗。后来，她只是说：别打我了，我听话了。

饥饿、寒冷、殴打、禁闭，长达约一年的时间里，方家尝试过“要人”回家，但都被方洋洋婆婆以“她外出打工去了”敷衍；方洋洋也尝试过给伯伯打电话求救，却也不了了之。2019年1月21日是她最后一次向伯伯电话求助，电话拨通的9天前，是她的22岁生日。

2019年1月31日，从一早开始，张家人三番五次强行让方洋洋做家务，她都拒绝不做，挨了打。晚上家里人发现她呼吸有异常后打了120，救护赶到时人已经断气。

尸检鉴定书中，方洋洋的死因是“被害人符合在营养不良基础上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她去世时，体重只剩70多斤，她嫁过去之前，体重有160多斤。

2019年3月31日，方洋洋在殡仪馆火化。

火化前，表哥已经给她安排好了阴婚。配婚对象的亲属从殡仪馆直接抱走了她的骨灰盒，让她和那家死去的儿子一起下葬。那里离方庄很远，方家人没有去看过。她的表哥是这样说的：“为了洋洋死后在地下不孤单，有个伴儿，这也是对死者的一个安慰。”

最初的判决，三个施暴者全以虐待罪定罪，丈夫缓刑。家属上诉，案件发回重审，公公改判故意伤害罪十一年，婆婆六年。丈夫张丙，依然是缓刑。

方洋洋死的那年，反家暴法已经实施整整三年了，而在法学界，这个案件中有关虐待罪较之故意伤害罪量刑畸轻的争议，存在了更久。

关于这个罪名的争议，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发生过。2009年，北京的董珊珊被丈夫长期殴打，八次报警无效，她被殴打致死后丈夫以虐待罪判了六年六个月，实际服刑三年半出狱。当时就有人追问：为什么不是故意伤害罪？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2020年的四川阿坝州的藏区农村观音镇。故事的主人公被人熟知的名字叫拉姆，她的本名叫阿木初，1990年出生。她有一个抖音账号，分享她在藏区山上采羌活为生的生活细节。

羌活是一种半人高的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售卖羌活一年大概能带来不到两万块钱的收入，但这几乎是拉姆和父亲的全部收入。

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笑起来脸上有浅浅的酒窝。有时她在直播采羌活的时候会怯怯地说：“手很脏，勿喷，因为是挣钱的手。” 因为羌活根深，常常要用手挖，常年留下深深的痕迹。而那双挣钱的手在她去世前，完全变成了黑色，五指僵硬地蜷曲，无法伸展。

拉姆还有一个大她4岁的姐姐，叫卓玛，姐妹情深，拉姆总是护着姐姐。长大后，姐妹俩一起开了家理发店，卓玛只管洗头，拉姆什么都干。

2008年，拉姆18岁，嫁给了同镇的唐路，从此拉姆也不去理发店了，因为唐路不让她干。和唐路的婚姻持续了13年，婚姻里的情况拉姆不会和家人说，卓玛回忆起两人还在一起的时候，“妹妹看起来平时很开心”。但直到在离婚协议书里卓玛看到“家暴”两个字，才意识到：妹妹的笑容背后藏着巨大的痛苦。

在大儿子出生，拉姆坐月子的时候，唐路出门喝酒，晚上回来就打她。她想要离开，却被困在了痛苦的循环中——他下跪求饶，她心软，跟他回去，分开又复合，他继续打人，甚至用孩子威胁：你不回来，我就把儿子的腿摔断。

她去求助过妇联，没有人在乎；她报过很多次警，警察把每一次出警都处理成“家庭纠纷”，只是给唐路一个警告，然后离开。她最后选择起诉唐路，但因为恐惧离开了家，辗转于几个亲戚家躲避。

2020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的家暴随着两人的离婚暂停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父亲唐路——那个赌博酗酒、曾经伤害过孩子的人。

2020年6月10日，找不到拉姆的唐路带着两个孩子找到了卓玛的商铺闹事，声称要把孩子丢给卓玛。两人的争执中，卓玛的眼眶被唐路打骨折，整个过程没有旁人上前拉架，那两个被判给父亲的孩子目睹了全部过程。

2020年9月14日，晚上八点半，拉姆正在父亲家的厨房里直播。唐路闯进来，在房间里的各个角落淋上汽油，随后点燃了她。拉姆全身特重度烧伤，事故后16天她去世了，年仅30岁。

出事后，卓玛就没有心思营业自己的店了。但那家和妹妹一起开的理发店，她舍不得关，倒贴房租也坚持开着，只因“很多回忆在这里。”她说：“以前的日子虽苦但幸福，我妈妈和妹妹都在。妹妹走了以后，心里面的事儿，我都不知道跟谁说。”

2022年7月23日，唐路被执行死刑，死刑判决在拉姆的葬礼之后。这是反家暴法实施后，第一例因家暴被执行死刑的案件。

她的支持者试图发起“拉姆法案”，呼吁追究失职公职人员的责任，账号被禁言；甚至“拉姆”这个名字，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微博的被审查词；就像女权活动家肖美丽在她的悼念活动中说的那样，“比起互联网的遗忘，我们更怕公共部门的遗忘。”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2019年的北京，故事的主人公叫包丽。1998年生于成都，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2018年，她21岁，和学长牟林翰谈了一场恋爱。

一开始，没有什么不对劲的迹象。他们一起吃饭、看电影、滑雪。他叫她“宝贝”，她夸他是“北大刘昊然”。

一次偶然的机会，这对情侣在和包丽的中学朋友见面时，好友无意中提到了包丽的“初恋”，牟林翰当即变了脸。包丽回家路上悄悄叮嘱她：以后在他面前，再也不要提这两个字。但朋友当时不知道的是，牟林翰已经开始翻看包丽过去的聊天记录。他说她“不干净”，说“她的清纯和好奇，都已经被别人占去了”，说自己是完整的，而她不是。

包丽试图解释，试图反驳。但那就像一个人被按进水里——每次试图浮出水面，就被更大的力道强行按下去。

她问过他：“我是不是你见过的最差的女朋友？”他回答：“目前是的。”慢慢地她开始相信他说的话。她在某次争吵后发过一条微博：“想给自己颁一个招牌女友奖。”

她慢慢开始变瘦。一米六五的个子，从90多斤瘦到80多斤，脸色总是苍白。朋友圈也变得沉寂，朋友问近况，她只说“挺好的”。妈妈打电话问候，她也说“挺好的”。她从来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她对牟林翰说“我想让你远离我这种垃圾”，“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女孩”。

2019年6月，包丽第一次割腕。7月，她搬进了牟林翰家，从此几乎不再离开。那段时间，牟林翰提出，要包丽为他怀一个孩子，然后打掉，把病历单留给他，作为“证明爱的方式”。在聊天记录里包丽说，“我是一块垃圾”，“我已经没有剩下可以给你的东西了”。

8月，牟林翰以吃安眠药为要挟，逼她从广东回到北京。包丽告诉最好的朋友：“跑不动了，分不动了。”

在那之后，吵架每天都在发生。从深夜一点，骂到早上。包丽大多数时候沉默，不发一言。

2019年10月9日下午，包丽从牟林翰家离开。下午5点41分，她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此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此了，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妈妈”是牟林翰对包丽的称呼）。晚上7点，她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微博——“我命由天不由我。”随后，她吞下了两百颗安眠药。

包丽的妈妈第二天晚上10点多赶到北京，那时包丽已经在重症监护室不省人事。此后的一百多天，妈妈每天守在ICU外面。

2020年1月，包丽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时21岁。那些聊天记录后来被公开，舆论沸腾了好一阵子，网络上开始讨论PUA，讨论精神控制，讨论一种不动手、却能把一个人一点点掏空的暴力。

2023年，牟林翰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二审维持原判后，刑满释放。

包丽的妈妈说，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把她女儿逼上绝路的人，最后几乎什么都没失去。

第五个故事发生在2025年的河北沧州孟村。故事的主人公叫刘雨卿（注：媒体报道中的化名），25岁。她的朋友描述她漂亮，温柔，爱笑。她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乡长，家境不差。而对于她一路从校园恋爱走进婚姻的对象金昊，她身边的人说，“她这么好的条件，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人”。

2021年10月，她在婚礼上念了一段自己写的致辞——“亲爱的金先生，今天是我们相遇的第六年，也是我们携手走进小家的第一天……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

婚后第十二天，金昊在朋友来家吃饭喝酒后，对刘雨卿动手了。她的手被打伤，美甲脱落。双方父母赶来，金昊父母当众打了金昊。刘雨卿原谅了他。几天后孟村下雪，她在朋友圈写：初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此后的四年里，弟弟偶尔看见她身上有伤；美容师也见过她身上的淤青，她说是自己摔的；瑜伽教练记得她上课总穿长袖，说“你穿长袖会比较热”，但她就只是笑笑，不解释。她的大学室友在她离世后说：“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好。你骗了我，也骗了所有人。”

朋友们不知道那时她在经历什么。但她自己正在悄悄找一个出路，一点希望。

她兼职做返利App，帮人找优惠券，挣佣金，累计攒了1200多元。她问过邻居怎么用剪映，拍过半个月短视频。她联系过一家馒头店，问时薪10元的工作“不会蒸馒头可以去学吗”，应下了这份工作，后来又找理由回绝——她去世后，馒头店老板才从新闻里知道，是金昊不让她去，嫌她丢人。

2025年年初，她和朋友吃饭，说很喜欢对方身上的裤子，但最近花钱太多了，不能买了。搬新家的那个月她花了5000块，金昊为此大怒，说她不挣钱，不知道挣钱的辛苦。她只是这样回应，说自己没有价值，在家看孩子没有价值。

2025年2月，她在微博写下：“以后一定要经济独立”，“请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2025年8月21日，晚上8点20分，她上完一节免费的瑜伽课，婉拒教练留她聊天，说着急去婆婆家接孩子。在建设大街的红绿灯处，邻居遇到她，她笑着打了个招呼，往北走了。晚上10点03分，监控录像记录了最后一幕：她带着儿子和金昊走进电梯。金昊赤膊，蹦跳，疑似醉酒。刘雨卿对他笑着说了几句话。随后，金昊打了她后脑勺一下，打第二下时，被她伸手挡掉。

第二天清晨，她再次出现在电梯监控里时，人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布。

2025年12月，金昊一审死刑。2026年1月，二审维持。

刘雨卿从头到尾没有报过一次警。她去世时反家暴法已经出台9年了，但法律在纸上出现，并不意味着法律就会抵达到刘雨卿这样的受害者身边，阻止悲剧的发生。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曾检索过2017年到2020年间上千份涉及家暴的离婚判决书。数据显示：女性受暴比例超过95%，家暴认定率只有6%，离婚主张得到支持的不到三成。

低音今天重提这五个人的故事，也同样是想纪念那上千份判决书背后，所有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受害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