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播客・月度回响 ｜Echo of the Month

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总会被提醒去制定计划、许下愿望。

但也有一些问题，并不会因为跨过一个时间点就自然消失。

从今年开始，低音想每个月停下来一次，提一个我们关心的话题，从时间的洪流中打捞出一个切片，去听听它留下的声音——这里是低音2026年推出的全新栏目《月度回响》。

本期内容简介

从“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从独生子女政策再到全面三孩，计划生育一直都是一个极权国家赤裸裸的权力宣示：就连出生本身，都需要批准，国家不仅决定你如何活，也决定你是否该出生。

1月份最新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中国2025年的出生人口仅为792万，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2016年“全面二孩”正式实施，在这个十年的节点，我们想回顾：计划生育政策如何从构想到落地，谁要为曾经沾满鲜血的计划生育政策负责？从“只生一个好”到全面三孩，中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小红书开年神贴与年轻人不想生育有关系吗，中国的出生人口有无反弹的可能？

节目精彩时刻

  • 00:01:40 彭珮云是谁？她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有什么关系？
  • 00:03:54 计划生育加剧性别失衡：司空见惯的流产女胎和溺毙女婴事件
  • 00:04:35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调转方向
  • 00:05:55 开放生育拉不住跌落的生育率：育龄女性数量不足
  • 00:07:26 目前人口出生率跌至自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 00:09:01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了？
  • 00:09:41 从小红书“性转入赘”帖理解不婚、不生

延展阅读内容

本期播客的人口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播客文字版本

一、计划生育如何沾上鲜血？——彭珮云与“计划”的双重面孔

我们可以从彭珮云谈起。2025年12月21日，曾在1988年到1998年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彭珮云病逝，终年96岁。

她的名字在互联网上引发不少争议，人口学家易富贤在X（原推特）上说，“沾满鲜血的彭珮云终于死了”。《纽约时报》撰写的讣告则将她形容为，“曾主张温和执行计划生育”。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两种说法或许都是对的。

计划生育政策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对资源不足的担忧。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马寅初等人口学家开始呼吁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并最终在1971年下发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落地，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此后，政策逐渐加码。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次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五年之后，彭珮云上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在她的任内，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在全国推行，将人口指标与地方官员的政治生命直接挂钩。无论一个地方经济搞得再好、治安管得再严，只要计划生育这一项工作没达标，官员的评优、晋升、奖金，全部归零。

正如一位湖南常德的官员回忆的那样：“老百姓怕罚款，干部怕什么？怕丢乌纱帽。‘一票否决’就是给各级干部上的‘紧箍咒’。”正是这个“紧箍咒”，将国家意志层层加码。最终在基层执行中演变成了我们记忆中那些激进的手段：强制绝育、大月份引产、扒房牵牛，以及山东冠县那场骇人听闻的“百日无孩”运动。

在那个阶段，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宏观数字指标，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往往被视作行政目标下的变量，甚至出现了“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这样极端工具化的口号。

在具有重男轻女传统的中国，计划生育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性别失衡。西安交通大学一份调研报告指出，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流产女胎或溺毙女婴的事件在这期间司空见惯。

彭珮云并非唯一的责任人。199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证明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与“一票否决制”背后，同样有来自最高权力的意志。

二、慌乱的油门——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三孩

如果说彭珮云在任时期，国家试图刹住人口增长的车；那么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主题陡然反转变成了急踩油门。

我们来看一条时间轴：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启动“单独二孩”；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正式实施； 2021年5月，三孩政策落地。短短不到十年，政策像一个刚送开刹车就急踩油门的驾驶员：试图用更大的扭矩，把被长期压抑的出生率重新拉回去。

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刺激，中国出生人口冲到了1786万，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峰。当时，二孩及以上的占比超过了45%。

但这更像一个短暂的“脉冲”，一脚油门带来的瞬时抬头。 这1786万个孩子里，很大一部分是70后、80后积压多年的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当这批存量释放完毕，数据立刻掉头向下。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2018年降至1523万，从峰值到明显下降，只用了两年。

这指向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人口结构的惯性，往往远大于政策“松一点”的推力。 国家以为“我允许你生，你就会多生”，却忽略了生育的底盘——那个庞大的育龄女性群体，已经在长达约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中被削减了。

国际上，一般把15-49岁女性计算为育龄妇女。最佳生育年龄妇女，一般为20-34岁的女性人口。2010年，最佳生育年龄妇女的人数为1.6120亿，2020年这一数字为1.4603亿，下降1517万人。

农村生育率的显著下降是影响中国生育率整体走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95下降至1994年的1.602，并于1995年跌破1.5的低生育率预警线，进入低生育率阶段；2006年，我国城市总和生育率已降至0.89，但乡村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1.72的较高水平。然而，到2015年，乡村总和生育率降至1.26，下降幅度达到26.74%，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054。

三、人是人，而非工具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人口数据：人口出生率跌至5.63‰，这是自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另一个细节也引发了广泛讨论——从1月1日起，官方对避孕药品及避孕套开始征收13%的增值税。这种一边是出生率跌出新低、人口进入负增长通道，一边却在提高避孕成本的举动，折射出一种近乎荒诞的焦虑：当“催生”的口号失效时，政策似乎开始试图通过提高“不生”的门槛来挽回局面。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即使在一个政府权力无孔不入的社会，你可以用尽一切手段来禁止人们生育孩子，并且取得“成功”，但你无法强迫一个不愿生育的人生孩子。

自从全面三孩政策实施之后，中国采取了各种“催生”手段：从限制互联网上的“不婚不育”言论，到整治天价彩礼，再到各地陆续出台的生育补贴。

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一度止跌回升，如今看来，更多是疫情后的补偿性效应——即不少人选择在疫情结束之后的2023年结婚，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全国结婚登记768.21万对，首次实现止跌回升。但在2024年，结婚登记数已经呈现超过20%的下跌。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了？这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如果我们翻开社交媒体的评论区，会看到更具体、更真实的理由：

“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养孩子？月薪五千，养活自己像求生，养个孩子像修仙。” “每天996，回家只想躺平。生孩子？谁来带？难道让我也牺牲事业回家当全职？” “不想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进入‘地狱模式’的卷王争霸赛，这辈子吃苦就到我为止吧。” “房子、教育、医疗，哪一座大山我能搬得动？不是不想生，是不敢生。”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今年年初小红书上的那个“开年神贴”：

一个女性列出了自己极其优秀的条件：名校博士、年薪丰厚、独立房产，然后她假装自己是一个男性，发帖询问：“我这样的条件，如果想‘入赘’（倒插门），在婚恋市场上是什么水平？”

有人留言说除非对方是省长千金才配得上你，不然你这就叫‘扶贫’。”

这个获得两百万点赞的“性转入赘”贴，恰恰体现了：在现代性生存与传统生育期待的剧烈冲突中，“育龄妇女”们是怎么做出“生”，或者“不生”的决定的。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不婚不育并非一种简单的“文化潮流”，而是在理性计算后的“止损”。在教育资源极度内卷、房价高企、就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每一个个体的“生存成本”已经被推到了极致。不生，成了他们在现有游戏规则下，所能做出的最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

这种从“工具”向“人”的回归，是任何行政手段都难以逆转的。

当国家试图通过税收或补贴来调节生育时，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当年那些可以被行政命令指挥的“人口指标”，而是一群已经高度原子化、拥有独立评价体系的现代个体。如果社会无法解决“让优秀的人去牺牲”这个底层逻辑错误，那么5.63‰可能还远不是历史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长期负增长时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