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简介

2015年12月，珠三角地区爆发了一场针对劳工维权组织的打压行动。数家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与维权支持的非政府机构遭到突袭，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被拘捕或软禁，罪名包括“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职务侵占”。这一波“劳工组织大抓捕”不仅是对个别机构的打击，更揭示了当时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深度警惕与压制。在此背景下，曾飞洋领导的“打工族服务部”、佛山的“南飞雁”及广州的“向阳花”等机构成为了维权运动中的一部分，但随着打压的升级，这些曾为工人争取权益的组织纷纷遭遇重创，许多曾为工人维权的声音渐行渐远。

这一期《拒绝遗忘》，我们将回顾这场横跨十年的劳工运动变革：从这些非政府机构开始为中国劳工权益打拼，到它们因政策压力而改变生存策略，到最后彻底关闭，它们起起伏伏的经历反映了当代中国劳工NGO的发展历史。那么，这又如何塑造了现在中国劳工运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现状，这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如今要如何看待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和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希望这一期节目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节目精彩时刻

  • 00:01:54 撑起珠三角地区工人维权半边天的劳工机构
  • 00:02:52 90年代工人处境：劳资纠纷时，工人往往只能忍受或是妥协
  • 00:03:26 中国最早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如何从发展走向末路？
  • 00:06:22 获官媒称赞的“女工精神家园”，被列入“黑名单”
  • 00:09:11 2015年，政府对公民社会开启全面扫荡
  • 00:10:53 “全面服务化”的劳工NGO最终也未能逃脱被关的命运

延展阅读内容

播客文字版本

这一期，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跨越十年的故事，那就是于2015年发生的劳工大抓捕。

2015年，对关注中国公民运动的人来说，我们更容易想起的事件是709律师大抓捕，又或者是“女权五姐妹”，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劳工领域，会发现这一年同样饱经动荡。

这个事件发生在2015年12月上旬。从12月3日上午开始至5日深夜，警察突袭了珠三角地区的至少四家劳工机构，至少五名工作人被拘留，他们分别是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和朱小梅、广州海哥劳工服务部职员邓小明、劳动者互助小组负责人彭家勇、佛山市“南飞雁”负责人何晓波。他们随后被刑拘，罪名包括“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或“职务侵占罪”。除此之外，还有多名工作人员及工人也被带走协助调查。

前面提到的这些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名字如今听起来已经颇为遥远，但对于当时身处珠三角尤其是广佛一带的工人来说，他们几乎是撑起了工人维权的半边天。

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的经历最为典型。曾飞洋，1996年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司法局工作，后又“下海”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专门替企业客户解决各种法律问题。1998年初经手的一起案件，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当时，一个客户的厂里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工人被鉴定为五级伤残。按照法律，企业应向工人赔付10万元。但客户最多只愿意赔偿5万元。曾飞洋当时作为企业代表与工人进行谈判，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顺利。那时候，工人是势单力薄的一方，发生劳资纠纷往往只能忍受或是妥协。后来曾飞洋回忆说，这件事让愧疚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他觉得，工人们“本不应这么无助，是社会刻意忽略了他们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1998年下半年，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当时刚刚成立的打工族服务部，后来接手了打工族服务部的工作。二十一世纪的头15年，打工族服务部作为中国最早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在拥有数千万工人的珠三角地区，依靠法律咨询和维权协助等服务，逐渐在工人之中打响了名声。2014年至2015期间三次发生的利德鞋厂罢工事件，是这个机构参与维权的典型案例，但也成为打工族服务部后被查的导火索。

在这里，我们仅引用新华社在曾飞洋被捕后发表的《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一文，也能看出番禺打工服务部在维权中的作用。文章提到，2014年8月，利德鞋厂工人因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工厂发生经济纠纷，随后曾飞洋对工人表示“帮工人维权不用钱”。文章提到，曾飞洋给工人们的第一印象是“温和、善良”，“曾飞洋免费提供培训，帮工人们了解法律法规，请工人们吃饭，还出钱组织活动和安排旅游；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文章引述工人采访提到，“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

而在这篇文章的定性中，打工族服务部被认定为：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

另一家被“扫荡”的机构“南飞雁”，全称是“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于2007年，其核心工作是参与工人工伤维权，也包括外来人口社区服务、流动儿童教育支持、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等内容。有报道提到，作为佛山唯一的工伤维权组织，南飞雁累计协助过近万名工伤者。但在负责人何晓波被捕的两个月前，南飞雁就曾发布《此路不通，南飞雁公开信》表示，即使在佛山市政府批准了10万元扶持资金项目资助，也与当地救助站有社工服务合作的背景下，南飞雁仍然受压，可能关停。南飞雁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说，政府“现在一直在给我们施加压力，此时我们现在还没有停止工作。但政府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再做下去。”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向阳花社工服务中心（下称“向阳花”）。此次大抓捕中，向阳花负责人骆红梅也被传唤后获释。骆红梅2008年曾遭遇工伤，经历了三年的艰难维权，后来在2011年创办向阳花，目的是给几乎没有业余生活的女工们提供学习和交流的空间，举办的活动包括语言舞蹈兴趣班、观影会、周末女工论坛、社区表演。2013年，向阳花曾针对广州女工做了一份《广州性骚扰调研报告》，指出70%的受访女工遭遇过性骚扰，报告引发了《南方都市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转发、报道。

向阳花也是正式在民政局注册的NGO，因为关注女工权益问题，还曾得到广东省妇联、广州市团委等赞赏， 省妇联甚至为向阳花的注册出资支持了5000元。2013年9月，李嘉诚基金会与广东省政府合作的“集思公益”支持妇女计划启动仪式上，骆红梅还在启动仪式上发言。但2014年之后，曾被官方媒体称为“女工的精神家园”的向阳花，就因持续介入多家工厂的工人维权行动被列入了“黑名单”。然后便是2015年的一连串打压——机构办公室被逼迁，工作人员被约谈要求自行注销登记，民政局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2015年，在骆红梅被带走之后，向阳花终于彻底关停。

这一轮大抓捕之中，多数被捕者在被关押数天到数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打工族服务部的曾飞洋则在被关押9个多月后，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当时已被取保候审，仍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

从打工族服务部到南飞雁、向阳花，非政府机构参与工人维权在2010年代曾是中国劳工运动的主流做法。2014年，广州某首饰厂追缴社保公积金事件中的“首席工人代表”就在采访中说：如果工人维权想要成功的的话，还是离不开机构的帮助。它发挥了方向性的作用，就是它有很多策略，指明一个方向给你，起到了一个指路人的作用，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它会提供解决的办法。

但在2015年的大抓捕过后，事情开始发生转折。这一年，正如我们在开头提及的，女权五姐妹事件、709律师大抓捕先后发生，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警惕酝酿已久，终于在这一年开启了全面的扫荡。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当年4月开始公开征集意见，并在次年获得通过，由于严厉针对境外NGO在境内的活动，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涌现的民间公益机构，接收境外资助的难度也直线上升——正如打工族服务部的定性之中，“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也能成为一种罪名。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劳工NGO的“全面服务化”。报告引述数据显示，在2015年及以后成立的劳工NGO中，其组织目标已不包括“提升权益或改善环境”，而是一律的“服务与支持弱势”。服务对象上，2015年以前成立的劳工NGO中，有56.5%的服务对象为广义工人/农民工，而在新NGO中，这一比例下降至19.3%。报告认为，“在新成立的劳工NGO中，‘劳工’这一属性有明显的被模糊化趋势，转而代之的是公益、宽泛的属性。”

但后来我们会知道，“全面服务化”也没能逃脱房间里那只大象的碾压。2019年，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北京“冷泉希望社区”、深圳“清湖社区学堂”和广州“Hope学堂”三家以社区服务或职校生服务为核心工作的机构，被三地警方几乎同一时间突袭办公室。同在这一年被警察带走的，还有关注女工的机构木棉中心的童菲菲、心环卫的负责人祥子及两名志愿者。

后来，这些机构或是关闭，或是搬迁。清湖学堂在正式关闭的声明中说，“七年前，因富士康工人连跳事件，一批学生来此建设学堂，希望能改变工人的生活。七年后，他们亲手创立的学堂，也被迫自杀”。

一批倒下，又是一批，劳工机构成批倒下的十年之后，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人罢工、讨薪、维权的讨论依然持续出现，但关于抗争的想象，已经再难有工人口中的“指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