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简介

这一期，我们要聊的是维吾尔语。

今天是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低音请到了维吾尔语言学家 Abduweli Ayup，请他分享自己这些年保护维吾尔语言和文化的工作。他还分享了在中国的维吾尔地区，维吾尔语言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消失”的历史。维吾尔地区的现状非常让人忧心和痛心，为什么保护当地人的母语如此重要？希望听完这一期节目，你也有所感触。

本期节目嘉宾

Abduweli Ayup，维吾尔语言学家、活动家和诗人。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大学学习，后在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他曾在喀什和乌鲁木齐创办维吾尔语幼儿园，因推广维吾尔语被捕入狱。2015年流亡土耳其，致力于记录维吾尔人遭遇。自2019年起，他作为 ICORN（International Cities of Refuge Network）的驻地作家，现居住在挪威卑尔根。2016年9月，他创立了“维吾尔帮助”（Uyghur Hjelp）组织，记录维吾尔人的经历。他还出版多本儿童教育书籍，推动海外维吾尔母语教育。

节目精彩时刻

  • 00:01:24 为什么要去捍卫维吾尔语，一门“濒危的语言”
  • 00:03:27 “给维吾尔农民念《新疆日报》，ta们却听不懂”
  • 00:08:34 2007年的乌鲁木齐，没有一个维吾尔语幼儿园
  • 00:10:00 女儿到美国后半年忘记维吾尔语——原来“语言会死亡”
  • 00:12:51 困难不断的语言保护工作：在巴黎被取消演讲、质问和跟踪
  • 00:17:28 为什么语言保护的工作要侧重儿童教育？
  • 00:25:00 维吾尔语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中国被“消失”的
  • 00:37:32 成立70周年的维吾尔自治区，现在是什么样的？
  • 00:41:34 寄宿幼儿园，让维吾尔族孩子从小和母语隔绝

延展阅读内容

播客文字版本

低音：就在今年初，2025年2月，Abduweli 受邀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一个语言会议。但就在开会前不到24小时，他突然接到通知，他的发言被取消了。在和我们的分享中，他屡次提到这些年捍卫维吾尔语言的重重挑战。那么，是什么启发他要去捍卫这门“濒危的语言”呢？

Abduweli：维吾尔语言文学是我的专业，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是，我在喀什长大，我们那个乡叫做乌帕尔乡（Upal，ئوپال）。乌帕尔乡有一个11世纪的维吾尔语言学家，他的陵园在那里，Mahmud al-Kashgari。他编辑撰写第一部维吾尔语和阿拉伯语词典。那不光是一部词典，那里边包括民间文学，就是当时的一个百科全书吧，通过这个词典的方式，解释当时的人文地理，科学艺术。

我从小听到有关那个语言学家的故事，就觉得这个语言学很重要。第一次听到的科学，就是有关语言学，特别感兴趣，到北京来，就这个原因。因为北京有个维吾尔语言学家，当代的，他叫哈米提教授（哈米提・铁木尔，خەمىت تۆمۈر‎）。哈米提教授是创办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的一个人，1951年到北京，在那当老师，然后培养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弟子创办了那么一个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和系。

我小时候喜欢看小说，有一部小说里面提到的他的名字，就提到他是一个成功的语言学家，在北京办了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然后我到北京上语言学，我97年毕业，毕业以后回到喀什。那个时候你不能自由工作，你就必须到被分配的地方去。把我分到喀什的一个村，一个乡，多来提巴格乡（音译），当翻译。

当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给百姓讲座，讲什么呢？加强党政基层工作什么一个东西。我们每天让那些维吾尔农民到村支部来，就给他们念《新疆日报》。当时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讲的是维吾尔语，《新疆日报》是维吾尔语的一个报纸，但是他们听不懂，我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然后把报纸撂到一边，就讲它的那个内涵，用通俗的、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小说里头用的那种维吾尔语来解释，这样他们可以听懂。

语言学上有这么个东西，“Diglossia”（双重语言现象，指在同一语言社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或者方言，一种是高阶、正式的书面语言，另一种是低阶、口语化的日常交流语言），“di"是两个的意思，“glossia"就是语言。阿拉伯语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古兰经》的语言（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或古典阿拉伯语）人家听不懂，普通人（日常交流的方言如埃及阿拉伯语、叙利亚阿拉伯语等）讲另外一种东西。古印度语也出现过这么个事情，梵语和印度语差别很大。中国也出现过这么个东西，白话文以前，新青年运动以前。

我发现维吾尔语出现了这么个东西。原因就是，《新疆日报》百分之百是翻译的。用汉文出版《新疆日报》，维文版是汉文版的翻译。新疆电视台也是，看上去是维吾尔语的，但是所有的新闻、社论，都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所以《新疆日报》、新疆电视台、喀什电视台、《喀什日报》，全成了一个翻译的工具，不是维吾尔语。

那个时候我还是喜欢古文字、古文学。我觉得这个现实的问题太残酷了，我就研究一些历史东西、历史文献，这个比较好一些。我就开始研究维吾尔古代文学。我在新疆大学上了三年的古典文学的研究生，但是也出现了问题。

导师让我研究古代文学，通过马克思文艺理论，和毛泽东延安文艺理论blah blah思想什么的。我研究的人是十七世纪生活过的人，我就说那个时候马克思还没生下来，毛泽东更没生下来，这个怎么做？最终硬着头皮就同意了，因为不同意不行，我爸甚至过去赔礼道歉，因为我不听。

在喀什那个乡工作的时候，（要）搜索人家的房子，找危害国家安全的，危害民族团结的书什么的，搜书。我就说这个非法，这是人家的私有财产，我们不能随便进，这是制造矛盾的。

当时朱海仑是喀什市委书记。我就写了个请愿书，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公安机关的事情，我们不是公安机关，我是翻译，我们是一个乡政府，我们不应该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是不对的。我写了“国家干部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应该履行警察的职责”。朱海仑当时很生气，他把我批评了一顿，他把我叫到公安局，然后我哥走了后门，行贿，才把我救了过来。

我就觉得新疆呆不下去了，我要到国外去。

但是我当时没有护照。在新疆办护照是特别麻烦的事情，比上天还难。然后我去兰州工作了，去兰州工作原因是要办护照，不是干别的。我申请了护照，然后去了土耳其。土耳其我待了一段时间也不习惯。因为土耳其也是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特别明显（的地方）。我最讨厌的是在中国，人家互相拍马屁，在土耳其也是，特别官僚。

我就回去了，我有了孩子，到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关心维吾尔的现状，因为从喀什回到乌鲁木齐，我就专心研究维吾尔古代文学，在兰州也是教古代文学之类的课程，我对现实没有很多的接触。

我有了孩子以后才发现，当时乌鲁木齐没有一个维吾尔语幼儿园，都是双语幼儿园。双语幼儿园意思是什么呢？是汉语幼儿园，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那是2017年（低音注：口误，这里指的是2007年）。还有我害怕没有给孩子清真食品。食品是统一批发的，你也不知道那个是清真的还是不清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不行，我就准备开幼儿园，但是当时乌鲁木齐找不到合伙人。那个时候乌鲁木齐人已经习惯了，幼儿园就是汉语幼儿园嘛，没必要开个维吾尔语幼儿园，人家也没这个（指开维吾尔语幼儿园）意识。

然后我就很失望，哎呀就去美国了，就想再不回来了。那个时候是福特奖学金，在北京有个福特办公室，我估计是2012年结束了它的中国的项目。我申请的时候是2007年，2008年我成功，然后2009年我到美国去学语言学，那个时候我们请来了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叫Steven Pinker，是一个语言保护的提倡者，又是一个思想家。那个人写了一本书，“Language Death”（低音注：口误，书名为"The Language Instinct”），《语言的死亡》，那个人恰恰到我们学校来办演讲。讲述语言怎么死亡，怎么失去，这些东西。

我联想到我的女儿。因为我的女儿在乌鲁木齐没有找到维吾尔语幼儿园，然后到美国来，6个月之内，把维吾尔语都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是三岁半，维吾尔语说得特别特别好。我就着急了，那样的话，那乌鲁木齐成千上万的孩子，都放弃自己的语言，失去自己的语言。我本来不是很感兴趣，汉语幼儿园就汉语幼儿园吧，但是我女儿在美国忘掉了维吾尔语，我就害怕了，维吾尔语就会消失。

就那段时间，我收到了邀请函去参加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conference，国际语言记录和保存（研讨会）。那个研讨会选择了五门语言，作为重点记录的（对象）。那个五门语言里头，一门是维吾尔语，那五门语言都是濒危语言。It shocked me because I have never thought, Uyghurs is one of the endangered language in the world（我从来没想过维吾尔语是世界上濒危语言的一种，这让我震惊）。

然后我去在那儿待了一个半月。那段时间，七个语言学家就记录我的语言，我说什么都记录，就好像他们关注一个快要消失的、最后的一个维吾尔语一样。我就感觉我成了最后一个说这个语言的人。特别伤心。

这个学术研讨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学到了好多东西。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保护我的语言，这个语言不应该这么消失。所以这个学术研讨会和 Steven Pinker 的书，和我的女儿的现实情况让我感觉到了保护语言的重要性，我决定要回去办幼儿园。

低音：他说“语言也是一种人权”，保护维吾尔语言的工作也是一种保护人权的工作。但是，即便在“人权宣言”发源地巴黎开展工作，他仍然面临着被质问、被跟踪的风险。接下来他分享了一个小插曲，提到他在巴黎分享自己的语言研究成果，却被参会的中国分享者跟踪，而没有受到活动主办方的任何保护。

Abduweli：我到巴黎参加那个国际语言与科技研讨会，我的题目是《维吾尔语和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我的文章有关维吾尔语和通讯技术之间的关系。我本来是被邀请做 speaker，上台演讲的那种。有一段时间他们说政治原因，把你的 speaker 身份取消了，我说可以。

他们请我去做poster presenter, present your research on the board during the coffee break or lunch break, not that official one（在茶歇时在展板上展示研究成果，相对没有那么正式）。我说可以，机会还是有的。

我去了，第一天早晨，有一个发言的是中国湖南卫视来的一个小伙子，他介绍自己是语言保护者，他说在中国语言保护特别好，有三十多个语言博物馆。然后我就提了个问题，三十个语言博物馆，那是挺好的事情，我的问题是你这三十个语言博物馆，包括维吾尔语、蒙古语和藏语吗？他就开始不自在了，就说新疆很美好，新疆很漂亮，大家到新疆去旅游、参观、玩。他的答案是这个。coffee break 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过来，另外一个小伙子也过来了，三个女的也过来了，说，“你是新疆人吗？”

我说，“我是维吾尔族，但是我不知道说我是新疆人什么的。因为我是兰州人，按户籍来讲的话。如果按国家来讲的话，中国把我的护照取消了，这意味着我没有国籍，那我是挪威人。如果是人种来讲的话，我是维吾尔族。”

他说：“你在中国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说：“有，但是他们已经被判了，他们已经在监狱里头。”

他说：“你在撒谎。”

我说：“那你给我撒一个，编一个东西。让你的大使馆去查去，我兄弟姐妹在哪里，他们的身份证号我都有，他们地址我都有。”

他说：“你有没有证据？”

我说：“我有证据，那个‘新疆警察文件’曝光了。”

他说：“它都是假的，都是西方炮制出来的。”

我说：“两万九千人的身份证号，家庭地址，就那些东西“。

就那样辩论一番，然后我就不想跟他们再聊了，就回去了。然后那个小伙子就跟随了我三天，在那里，我做什么事情他就在后面拍摄。很愤怒，因为有人跟随你不是一个好的感觉。

就在巴黎。巴黎是什么地方？巴黎是“人权宣言”的发源地，不是美国是在巴黎，人权这个词就在巴黎发明的。It’s unacceptable，当时我就特别生气。（对）联合国那些人我都说了，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法国领土，有人跟随我，你把我的演讲都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们的组织者，领导是日本人，日本的一个语言学家，他们一个都没有发声。

低音：Abduweli 保护维吾尔语言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孩子们一起完成的。他办过维吾尔语的幼儿园，编写和出版过维吾尔语的儿童读物，他和我们分享了为什么语言保护的工作要侧重儿童教育。

Abduweli：因为幼儿园起关键性作用，人3岁到6岁，如果掌握那个语言，掌握得好的话，就不会忘掉。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回去办幼儿园。我就开始在美国我女儿上学的幼儿园去实习，然后我学了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是儿童语言系的课程，然后学儿童心理发展课程，（学）中国孩子怎么习得语言，美国孩子怎么习得语言，日本的孩子怎么习得语言。

2011年6月份，我回到乌鲁木齐，然后回到喀什，就办了两个幼儿园，在乌鲁木齐一个。在喀什先办，在喀什的是2011年9月15号办的，在乌鲁木齐的是2012年的9月份。我们乌鲁木齐的幼儿园被封闭了，当地的教育部门不允许我们开。然后我们在网上发起 Campaign，行动，要求当地政府批准我们开维吾尔幼儿园，然后我们一下子有了150万的 followers。维吾尔人特别愤怒，怎么连幼儿园都不能办？

2009年的“七五事件”让维吾尔族觉醒了，叫醒了，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这个民族会消失。全社会就掀起了保护维吾尔语的行动，比如说维吾尔语方面的书出版的很多，有人写了诗，歌颂维吾尔语的，甚至出版了一本书，把歌颂维吾尔语的那些诗歌都放到一块，就是两百多首诗呢。就那样。有人拍了纪录片，也有人拍了电影，也有人办了相声。我特别感动，当时觉得我做的这个（是）好事情，这是维吾尔人都关注的，都能参与的这么一个活动。

但是150万 followers 不是小数字，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就开始害怕了。因为如果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你，支持你的话，共产党不会高兴的。开始威胁，开始跟随，开始经历喝茶，甚至逮捕我。最终我们被抓了，我和我的三个同事都被抓，我们三个人被判了。2013年的8月19号，我们都被抓 、被判了。另外的那个小伙子没有被判，但是他2017年被抓了，判了20年，所以这个语言保护运动到此为止。我在监狱待了15个月，他们提前三个月放了我。

我在监狱里头见到好多好多人被抓。我当时被抓的时候，一个监室有16到20个人，我出来的时候，一个监室甚至有30、35，快40个人都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决定要离开。我不离开也不行，因为我有那个犯罪记录嘛，在喀什我待不下去，因为我的户口没有在喀什。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把我赶出国的话，我在兰州，我的户口在那里，我到兰州来，我在兰州又待不下去，因为我有犯罪记录，最终我就没办法待了，跟家里一块儿去土耳其。

到土耳其以后，安卡拉的中国大使馆把我的护照取消了，当时我有八个月的有效期，他把我的护照取消了，然后我就成了无国籍人员，他让我回家，回去，三个月之内我必须回去。我以无国籍身份在土耳其待了四年，然后当时我申请一个国际作家庇护项目，那个项目支持我，请我到挪威来，去卑尔根这个城市。

现在在做什么呢，我还是从事语言保护工作，比如说我在给维吾尔族孩子写书，我到现在写了15本书。然后我出版了教科书，text book， 六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还在写，我给小孩写书，是我的一个爱好，是一个自我修复，自我修行，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 human rights，人权，这个事情，就是你总是听到不快乐的事情，总是听到有人被抓了，有人被判了，有人被打死了，有人枪杀了，就那种，每天听到就那种事情，所以给孩子写书，就帮助我远离残酷的现实，感觉很好。所以我一边给孩子写书，一边教孩子维吾尔语。

我在网上教维吾尔语，一边给老师讲课，培训他们怎么样教语言，怎么样教维吾尔语，怎么样教 heritage language, it means the language you can listen to it, but you can’t speak. This is the language we call the heritage language（这是一种儿童能听懂但是不会说的语言）。到不同的学术研讨会，探讨我自己学到的研究成果。

低音：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尤其是致力于保护维吾尔语言的语言学家，Abduweli 非常清楚维吾尔语的历史。在接下来的分享中，他梳理了从晚清以来，中国不同政权统治时期，维吾尔语言所经历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他的讲述中看到，维吾尔语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中国被“消失”的。

Abduweli：很多语言落到弱势地位，（是）教育的原因，比如说在西方殖民者到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类，到那个地方之前，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有些语言在印度也消失。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语言没有更新，没有办现代教育，他们要受现代教育的话必须去英文学校。中国有五四运动，洋务运动，就办了现代教育，日本也办了现代教育，韩国也办了现代教育，所以有了现代的文学，现代的思想都有。

维吾尔语也有这么一个更新的年代，1886年在喀什附近的一个乡办了现代式的学校，就是新式学校，可以说维吾尔语到现代的阶段，是1886年那个时候，办了新式教育，然后有了维吾尔语的中学，然后大学。1928年有了第一所大学，新疆大学的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喀什是1934年有了第一个师范学校。维吾尔语到了这种现代（化）的阶段，然后现代教育要求现代的文学，有了现代的文学，现代技术科学方面的词汇，然后更新了自己。所以维吾尔语的发展跟时代有紧密的联系。

中共到维吾尔家园之前，（当地）已经有了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对维吾尔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初有了蓬勃发展的教育体系，在喀什有了现代的出版，印刷厂和出版社。喀什的出版社是1909年，喀什有了印刷厂。1919年办了第一份报纸，第一份报纸在喀什和伊犁，现代意义的报纸。1921年有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出版社，是瑞士的传教士带到喀什，他们在喀什也办了个中学。现在的维吾尔语有好多英语词汇，就是通过瑞士的传教士他们办的学校，他们办教会医院，通过那些渠道学到的。维吾尔语那段时间，蓬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喀什。1933年，喀什被解放，然后当时在喀什成立了一个共和国，East Turkistan Islanmic Republic，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那个共和国四个月以后就灭亡，但是喀什的那种觉醒延长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老家乌帕尔乡有过两个剧院，一个在乌帕尔乡中心，另外一个在离乌帕尔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我2002年去过，我就特别惊讶，就说人家1933年建了这么大的剧院，一个乡里头，那个乡有3万人，3万人的乡有两个剧院。我就那个时候很佩服，人做了那么好的事情。所以语言的发展跟教育有关系。还有你必须有文学，你必须有话剧。我小时候在喀什有很多电影院、剧院，1933年到1937年四年里头，喀什有了很大的发展。

共产党来了以后，1949年到1957年，还是很不错的。限制是有的，镇压是有的，但不是很大面积的。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是第二个共和国的，1944年在伊犁建立的第二共和国，他们生存了六年，他们有了大学，培养了好多知识分子。但是1957年以后就不一样了，1957年以后，在中国开始了“反右”，反地方民族主义的一个行动。保护传统的那些人不是维吾尔族，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就是维吾尔族。

在（90年代的）中国，镇压法轮功的话，在北京他们镇压就是法轮功，但是新疆，他们不镇压法轮功，就是镇压维吾尔族的宗教人士，因为新疆没有法轮功嘛，当时名字就是法轮功，但是针对的、镇压的就是宗教人士。到新疆来，就是“反右”，右就是维吾尔族了。一大堆汉族的红卫兵拆庙，北京人很愤怒。但是新疆就不一样了，一大堆汉族红卫兵拆维吾尔族的清真寺，这理解方式不一样，他们觉得这是汉族拆我们的清真寺。同样的一个事情，在北京发生和乌鲁木齐发生，是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北京人拆北京，那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北京人到新疆拆我们的清真寺，那是汉族人，汉族殖民者破坏维吾尔族（文化），这么一个理解方式。

不光是共产党，冯友兰，中国的一个哲学家，他说过什么，西北是文明没有达到的地方，冯友兰不是共产党员。那种殖民的心态，唐玄奘也有。《大唐西域记》最后一章，就说他们不说人话，西域的人不说人话，这种心态，不光是共产党的问题。这种心态也迫使维吾尔族、维吾尔语在劣势的状态，不光是共产党。

对，共产党做了好多坏事，坏事就是1954年，把我们一千年用的那种文字体系都取消了，研制了一个新的文字体系。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下子成了文盲，1954年。1964年，10年以后，又改了，改成什么，改成一个新文字，新文字就是拉丁文字母嘛，拼音嘛，通过拼音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字。62年到82年，用了20年，然后是什么，又改。82年，改另外一种样子。从共产党统治新疆，54年一次，62年一次，82年一次，频繁的换这种文字，那你的语言怎么发展？那你写的书，你的弟弟看不懂，你弟弟看的懂的时候，你孩子看不懂，就这么个事情，所以这也是成了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沿海开始的，所以思想解放也是沿海开始的，在沿海地区出版了很多书，很多语言材料已经有了，吸引你的，好多好多东西都有，但是维吾尔语，因为没有思想解放，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所以维吾尔语有好多好多书都没写下来。原因是什么？没有市场经济，你就重复陈词乱调，就是50年代那些东西，你还在写，但是北京已经变了，上海已经变了，乌鲁木齐还是那个乌鲁木齐，喀什还是那个喀什。

我1992年到北京，我就觉得北京给我感觉就是一个美国，因为那个时候在北京虽然有八九运动，但是我去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杂志，有自己的文学论坛，但是民大，同样一个北京，没有学生论坛，那维吾尔语族学生上学的一个系，当时是民族语言二系，我们办报纸的权利都没有。而在喀什，在乌鲁木齐呢，他们办报纸的想法都没有。那个时候在北京已经有了盗版的书，新疆盗版概念也没有。维吾尔的书都是那些什么，毛泽东选集乱七八糟的东西，谁看？盗版版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2000年以后出来的。所以维吾尔语的发展很慢，原因是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呀，到新疆改革开放是1996年的时期，所以这个也妨碍了维吾尔语的发展。

中国的出版社都承包了，但是新疆的出版社、电视台和报纸，一个都没有承包。私人出版社那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在北京的时候，有私人出版商，在新疆没有私人出版，私人的书店都没有。在维吾尔地区私人书店，第一个是我们开的，是1995年开的。1995年才有了第一个私人书店。（之前）没有私人书店，没有私人出版社。没有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话，这个语言怎么发展？

当时我就94、95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维吾尔语是维吾尔族的一个监狱》。为什么我写那篇文章？因为维吾尔语有的东西都是那些50年代的东西，跟时代没有关系。要获得自由的话，要学习汉语，然后获得自由，然后你（能）学到在世界发生什么。看世界通过维吾尔语看，维吾尔语的那些词汇，那些表达方式，都是50年代、60年代的那些东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变了，但是维吾尔族没变。

我在北京看过"1984”，“Animal Farm”，我在哪个书店买的，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建国门外那边有一个书店，我去那买的。1984是什么时候翻译成维吾尔语？2014年。你没办法翻译成维吾尔语，因为当地政府不允许。翻译了以后，一个就是没有市场化，比如说那私人翻译，没有人买。

低音：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现在的维吾尔地区是什么样子呢？街道上仍然可以看见维吾尔语的标识吗？广播和电视里听到的是什么语言？维吾尔的孩子在哪里接受自己的母语教育？在接下来的部分，Abuduweli 给我们描述当前中国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和那些被迫适应汉语的残酷现实。

Abduweli：现在的比如说报纸电视还是有维吾尔语，但是都是汉语的翻译，就是政治那些东西。其实是有，维吾尔语的广播有，维吾尔语的报纸有，不像以前那样多，现在少了。以前在当地的电视台都是维吾尔语，比如说喀什有喀什电视台的维吾尔语版，阿克苏有阿克苏电视台的维吾尔语版，但是现在这个取消了，当地的那种维吾尔语版的电视节目都取消了。但是新疆电视台的维吾尔语版还是有。《新疆日报》的维吾尔语版还是有。新疆主要的那个文学杂志还在出版。

1986年，有些维吾尔族的学者从国外回来，不是1949年有好多维吾尔族跑到国外去了吗，跑到土耳其，跑到沙特阿拉伯，跑到俄国那些，有一部分人回来了，1983年，1986年那段时间回来了，带来了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文学方面，思想方面的。他们的思想没有找到市场，也没有找到空间，但是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个人就受到西方的影响，办了一个杂志，通过乌鲁木齐文联的允许，那个杂志叫《天尔塔格》维吾尔版的，天尔塔格是天山。这个杂志2017年在这个大抓捕、种族灭绝以后就改成《天山》，内容都成了汉语文学的翻译版，维吾尔文学比如说诗歌那些东西，都是歌颂党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2017年以后，全部学校的老师换掉了，维吾尔老师都赶回家，都从内地请来了汉族的老师，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全部成了汉语。最近采访20多个维吾尔族，从新疆不同的地区来的，他们说现在13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说维吾尔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新疆不是分给18个省份了吗，18个省份过去那些老师用的方言都不一样。从上海过去的幼儿园老师说上海话，从广东过去的老师讲广东话，然后他们两个互相听不懂，现在成了这种现象。我朋友说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是这个，虽然他们都说的是汉语，但是上海的老师和福建的老师讲的汉语，跟甘肃过去的老师（不一样）。小孩都听不懂，因为他们从小跟那些老师，模仿他们说话。

最残酷的是寄宿幼儿园，寄宿学校，是很头疼的事情，是失去语言文化的一个坟墓。但是寄宿幼儿园是更严重，因为寄宿幼儿园就是他们在那住、吃，所有东西都在那里，跟家里没有联系，被迫的，然后有的是一个星期回一次家，有的一个月回一次家。这个寄宿幼儿园是最头疼的，最让我痛心的事情。我现在在写一个报告，有关寄宿幼儿园的。我希望这个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政府最起码把孩子还是（让他们）在家里住。

低音：多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怨恨和不理解越来越深重，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仇恨和怨恨？在汉字和普通话作为“日常”和“正常”的所谓现实当中，我们怎样去理解，抹去一个民族自己的语言是一件残酷和践踏人权的事情。为什么像 Abduweli 这样的人仍然在努力地保护维吾尔的语言和文化，尽管越来越难。

Abduweli：如果我们失去了维吾尔语的话，就我们这个维吾尔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文字记载，成千上万的书都没人读，就是就很可惜。你不能让一千五百万人失去交流的工具，科学研究的，文学创造的工具。语言不光是一个交流的工具，那是基本的人权。比如说广州人有权利使用 Cantonese，那维吾尔族就是作为一个个人也罢，一个民族也罢，有权利用自己的语言，这是不可夺走的一个权利。我们这个世界充满冲突，怨恨，原因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情感，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这个很残酷的现实。

在乌鲁木齐长大的一个维吾尔族和一个汉族孩子，ta们是无辜的，但是一个在寄宿幼儿园，从三岁开始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文化，另外一个是汉族孩子，ta早晨跟爸妈一块高高兴兴的出门，晚上高高兴兴的回来，说自己的故事。将来，这两个孩子，ta们会说同样的语言，但是失去父母、失去文化的那个孩子，会永远恨那个（汉族）孩子。有了你，我失去了我的父母，我失去了我的文化，原因是有了你。实际上是这样子吗？没有，那个（汉语）孩子没有罪，但是很难解释清楚。说同样的语言，没有同样的感受，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很难。

Ta永远记得自己被强迫在幼儿园里头，这个怎么解释？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一个集中的学校里头，ta没有活泼的权利，ta不能享受自己的童年，怎么可能ta们以后能活到一块？那这个是谁造成的？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那失去语言的，失去自尊的，失去骄傲的那些人，永远恨对方。这个怨恨，这怎么造成的呀？我们为什么有这么个东西？那互相残杀，争夺什么？新疆很大，我们不应该争夺，那么大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活，都可以活，那为什么强迫对方跟我们说一样的语言？为什么？我们可以使用同一个语言，但是你不能把我的孩子偷走。你不能把我的童年偷走。你不能把我的父母偷走。你不能把我的文化偷走。你不能殖民我的文化，殖民我的语言，殖民我的家乡，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要尊重，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