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Marie Holzman: Thoughts on Ilham Tohti's arrest in 2014
Why do we want to talk about Iham Tohti today?
李翘楚：写给黄雪琴的信
我们在抗争的过程中遇到了彼此，看到了更多行动者，也逐渐重新认识了自己，自己的权利，下一代的生活环境，原来“人”可以是这样的，可以去选择正直真实的活着。
快讯：余文生、许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开庭
余文生是一名人权律师，此前曾多次代理敏感的政治案件；许艳是余文生的妻子，在其服刑期间坚持为他进行呼吁。
中国高校再曝性骚扰事件：这轮 #metoo 有何新特点？
今年的高校 #MeToo 案件中，举报者大多被官方隔绝，无法与媒体或公众接触，“等通报”几乎成了事件唯一发展路径。行动者、律师、NGO工作者已鲜有公开介入。
中国推“网号”、“网证”，实名制如何逐渐深入？
如果从2011年算起，中国的网络实名制施行已有13年之久，“网号”、“网证”的出现，究竟是改变实名制的种种弊端，还是继续加强？
《华尔街日报》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解雇香港记协主席，声援驻俄被捕记者
有媒体从业者指出，西方媒体内部的种族主义，或导致报社对两位记者采取“双重标准”。
六四活动现场，跨性别行动者遭民运人士辱骂
当下社运中的议题是越发多元的，各种思想交锋非常剧烈，我们应该遵守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让人安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709大抓捕事件九周年：那些曾深陷牢狱的人们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大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然而不到一年后，2015年7月9日，警方在全国32个省市大规模逮捕、传唤、拘留、约谈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等。709律师大抓捕事件震惊世界。九年之后，中国舆论环境日趋恶化，公民社会的空间日渐逼仄，我们在今天刊发这篇文章，来纪念这个日子，为了不忘却那些恐怖和残酷，为了不遗忘那些曾付出代价的人们。
专访李元钧：体谅检方未认定王丹强暴未遂，“愿意相信部分事实，这就够了”
“检察官有自己的判断，硬是要TA们用一个法官很可能不认同的罪名去起诉，不现实”，李元钧说，“我如果钻牛角尖，执着地要求大家认定王丹试图强暴我，我会永远走不出这个坎。”
评论 | 女皇时代的法条，审判今日的香港人：“一国两制”下被延续的殖民治理
今天是香港回归27周年，也是七一游行在香港街头消失的第5年。这二十多年里，香港社会天翻地覆，曾经举世闻名的香港法治，也日渐丧失独立性，甚至露出古老的殖民獠牙，替一个远方的政权，镇压本地的民众。我们在今天刊发一篇深度评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剖析殖民治理如何自1997年之后一直延续至今。
谁是曾雨璇？
2024年初，“低音”收到了一位读者投稿，内容是一封新年贺信，写给曾雨璇。自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位被媒体称为“首位因‘煽动罪’入狱的港漂”。最近，有朋友做客低音播客《拒绝遗忘》栏目，与我们分享了曾雨璇的故事。我们特此刊文，为您简单介绍曾雨璇。
中国女权主义者在海外： 借用别人的地方，说我们的话
2024年三月八日妇女节这天，离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们走上街头，举起标语。女性、中国人、在威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是她们的身份标签。当现身异国他乡的街头，她们要面临的不仅是少数族裔在白人社会中的不被理解和不公正的待遇，还有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在这双重困境下，离散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们正在寻找道路和答案。春暖花开的四月，“低音”刊发此篇文章，记录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