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2日晚，在多瑙河边，许多匈牙利民众在夜幕低垂的布达佩斯拥挤在一起，在反对党蒂萨党（Tisza）的看台边，等待着大屏幕上的计票结果。
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选举。一方是反对派蒂萨党，另一边是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匈牙利文化以姓在前名在后，本文所有匈牙利人名书写均遵守其传统），在他执政的这十六年里，匈牙利逐渐形成了一个被无数媒体和学者称为“选举专制”的政体。
经过十几年的淬炼，欧尔班和他的政党青民盟（Fidesz）早就渗透到了国家的方方面面。尽管选举仍然是比较自由的，但却并不公平。选举制度被彻底改革，目的就是防止反对派的挑战；独立媒体被打压，所有主流媒体都在为欧尔班唱颂歌；几十万靠社会福利过活的贫困公民，有一些人据报道必须靠投票并拍照给当局才能保证自己的福利不被报复性取消。
虽然自从2025年开始，青民盟在民调中就被新创的反对党蒂萨党超越，从此一蹶不振。进入2026年，有一些民调显示蒂萨党甚至超过青民盟几近20%。但基于欧尔班为自己建立的制度性优势。没有任何严肃的政治分析家和学者敢据此宣称欧尔班一定会输，就连青民盟自己也自信地表示，许多青民盟的支持者都来自偏远乡村，他们很少会出现在民调中。
更何况，欧尔班在国际上的盟友使尽浑身解数想要将其留在总理大位上。
对于那些认为匈牙利大选无足轻重，只是一个欧洲小国例常选举的人，可能会很难想象，2026年4月7日和8日，世界第一强国的副总统J·D·万斯亲自访问了布达佩斯。在造势现场，他拨通了日理万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
特朗普在电话里表达了他对匈牙利现任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的喜爱，“我爱那个维克多！”他说。很快，他又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
我的政府随时准备利用美国的全部经济实力来加强匈牙利的经济，就像我们过去为伟大的盟友所做的那样，如果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和匈牙利人民需要的话……
更吊诡的是，与美国看似剑拔弩张的俄罗斯，也十分焦虑欧尔班落选的可能性。深耕中东欧的调查新闻平台VSquare在3月爆出消息，俄罗斯的一个对外情报部门，即大名鼎鼎的继承自前苏联的“格鲁乌”（GRU），就已经派遣三名工作人员前往布达佩斯，协助欧尔班竞选。
甚至，《华盛顿邮报》揭露，根据欧洲情报机构得到的内部文件，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SVR）甚至设想过一个方案，即通过一次伪造的对欧尔班的刺杀来唤起更多支持。
“但仅仅是提议策划一场针对欧尔班的暗杀企图，就凸显了莫斯科在匈牙利选举中所面临的赌注之高。”《华盛顿邮报》如此写道。
就在前几周，欧尔班刚刚否决了欧盟计划中对乌克兰九百亿欧元的援助，让整个欧盟哗然。没多久，匈牙利外长又被爆出在布鲁塞尔开会时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谈论如何帮助俄罗斯一位寡头的女儿脱离制裁。波兰总理直言不讳地称呼此事为“耻辱”。
因为俄乌战争和特朗普第二任期，欧盟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对于欧洲主权的讨论离不开加强欧盟框架内的合作。对于欧盟联合军队、欧盟共同债务、欧盟机构改革的呼吁不绝于耳。但只要欧尔班在任，这些长期的改革都近乎不可能。因为欧盟在外交、国防、税收等核心议题上的“全数决”制度，只要一票否决就可以让整个决议烟消云散。
欧尔班无数次利用这种否决权无限放大自己的权力杠杆。他也因此被一位西方官员称之为“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就连远在天边的中国，也因为这种“特洛伊木马”般的政治杠杆而与匈牙利深深捆绑在一起。法国媒体《回声报》（Les Echos）写道，欧尔班“始终在布鲁塞尔坚定地捍卫北京方面的利益，正如他有时为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欧尔班在欧洲国家中最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也屡次阻挠对中国不利的欧盟决议。
在选前，荷兰绿党政客就已经在媒体上公开声称如果欧尔班获胜，欧盟就要想办法剥夺他的欧盟决策投票权。但实际操作的难度极高，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的右翼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很低。
这个地图上看起来小小的国家，坐落在欧洲和亚洲的十字路口，似乎真的有超越其体量的巨大能量，能够撬动整块大陆。
而在布达佩斯四十公里外的万人小城拉茨凯韦（Ráckevé），就在同一天，匈牙利反对党领袖马札尔·彼得（Magyar Péter）正在辛苦地拉票。这两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匈牙利的每一个城镇，其中人口最少的只有277个居民，他刻意穿着黑色的匈牙利传统服饰，发表着重复但清晰的演讲，不断强调他必将恢复匈牙利的民主与法制，重新融入西方，终结欧尔班的腐败。
他不断强调的腐败并非空穴来风，匈牙利的腐败约为其邻国的十倍。
马札尔虽然颇具领袖魅力，但他没有超级大国的背书，没有媒体资源。他通过自己政党的app来招募志愿者，通过Youtube和TikTok来宣传。现年45岁的他，几年前还是体制内的一份子，其前妻还曾当过欧尔班的司法部长。最终他却因为一场欧尔班政府内的政治丑闻而出走，并用两年的时间异军突起，成为这十六年来第一个有切实希望推翻欧尔班的人。
三月中旬，在布达佩斯，数万人潮水一般涌入英雄广场参与马札尔的集会。马札尔在广场上侃侃而谈欧尔班邀请了俄罗斯特工来助选，并不断攻击这位总理亲俄态度。
英雄广场上，台下的人潮大喊：“Towarischtschi konez！”
这句话的意思是，“（俄国）同志们，滚出去！”
这一切都像极了1989年，欧尔班站在同一个地方，发表着那场划时代的演讲。那时候，他还是民主的希望，自由主义的英雄。在那场演讲中，他要求苏联红军立即撤出匈牙利。
匈牙利的历史似乎又转回了它上一个十字路口。
匈牙利上一个十字路口
1988年，是青民盟成立的日子。
那时候，匈牙利仍然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大学中占据学生团体霸权的仍然是官方扶持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群激进的学生想要与之抗衡，便协商建立一个组织。
一开始，它不是个政党，因为那时的匈牙利根本就不允许独立政党。他们早期构想的组织名是“民主社会主义青年联盟”（DSZISZ），其实还曾想要保留一些“社会主义”框架内反对派的色彩。但最后，他们选了“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atal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这一名称。
欧尔班就是创始者之一。
当时在罗兰大学做研究助理，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科瓦奇·伊什特万（Kovács István）回忆过，他曾经对年轻的欧尔班提出过建议：“去组建一个政党吧。你们很可能会因此坐牢。”
他又补了一句。“但所有迹象都表明，你们坐牢的时间不会太长。”
但当时，欧尔班并没有听从科瓦奇的建议，选择在变革前夜迈出最激进的那一步，青民盟仍然以一个青年联盟的形式运作。
他还在等待历史路口的来临。
1989年，青民盟成立仅仅一年之后，欧尔班踩在了他期待的路口上，青民盟在那时候真的转型成了政党。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权此时几乎到了风烛残年的境地。执政长达32年的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已经步入暮年，身体虚弱的他在1988年就被解除了权力。权力的真空给了党外反对派前所未有的机会。
卡达尔被解职之后，匈牙利执政党内部的各种派系也不断相互倾轧，其政治基础越来越脆弱。大规模示威又逼迫他们坐下来与党外政治势力谈判。
党外力量组建了所谓的“反对派圆桌会议”（Ellenzéki Kerekasztal），以避免被执政党分化瓦解。欧尔班与其他几位青民盟的成员一起参与了圆桌会议，并成为与当局谈判的政治力量里最激进的之一。
反对派手里除了大规模抗议的威胁（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聚集足够多的抗议者）外，能够与执政党博弈的筹码其实并不多。
但这时候，欧尔班站上了历史舞台推了一把。
当他在1989年6月16日，政府为1956年起义中反抗苏联的前工人党党魁纳吉·伊姆雷（Nagy Imre）平反并将其重新安葬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时，立即便声名大噪。“反对派圆桌会议”与当局停滞不前的谈判在这次事件之后得以迅速推进，很快就商定了政治改革方案，修订了新的宪法，设立了宪法法院。
但双方仍然就总统选举和议会体制等问题僵持不下。
欧尔班领导下的青民盟拒绝在圆桌会议的协议上签字，而是与其他几个政党一起选择用新宪法框架下的公投来解决政治争端。
随着这次公投的大胜，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军被解散、党产公开、党支部退出日常工作场所。共产主义体制彻底崩塌了。
1989年，欧尔班选择了最激进的一条路，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也因此，欧尔班成了许多人心中民主的英雄。
之后，就是青民盟全力投入议会选举，并最终在1998年成为执政党，欧尔班爬上了这个国家的权力之巅。那时候，他仍然以温和自由主义的面目示人。
在1990年代，匈牙利看起来是民主转型的优等生，尽管它的宪法是共产主义政权的立法机关订立的，但运转良好，政党轮替也很成熟，经济改革也卓有成效。似乎匈牙利和欧尔班真的迈过了那个历史的关隘，走过了那个十字路口。
但阴霾渐袭。
宪法学家安德拉什·L·帕普（András L. Pap）认为，虽然1989年的民主宪法基本保障了“自由宪政民主制要求的大部分标准。”（Pap, A.L. Democratic Decline in Hungary: Law and Society in an Illiberal Democracy 2017, Routledge, pp, 38. 下文简称“Pap, 2017”）但是这并不代表这部宪法完美无缺，相反，它早就埋下了令人不安的种子。
根据政治学学者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定义，民主化转型所必需的政治文化的转变不仅仅需要政治经济改革，还需要整个社会漫长的冲突、博弈，并最后凝结成一个新的制宪时刻，确定成一部宪法，之后才会变得成熟。
匈牙利缺失了这一环。
但因为转型的平稳，已经成为“宪政优等生”的匈牙利自然没有太大的动力去重新制宪。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这部宪法将会越来越难应对剧烈变动的世界、新的社会需求，也难以抵御一个有霸权地位的政党，而只会成为政治斗争的靶子。
而这正是奥尔班在2010年重新当选总理之后，对旧宪法所做的事。选择重新制宪的他，那时已经变成了今日全世界都熟悉的那个欧尔班。
欧尔班主义：沉重的十字架
2026年4月12日，傍晚八点多的时候，第一批计票结果出炉，欧尔班的青民盟仍然领先，但是在场的民众都热情高昂。
这并不是欧尔班的反对者们第一次期待有人能够战胜这位“选举独裁者”。四年前，六党联盟同样也在民调中表现良好，但最后却输得出人意料。
欧尔班的2011年新宪法改革了选制，大大缩减了议席，还取消了两轮投票制度，避免了反对党在第二轮投票中合流。接着，2024年他又进一步修改选举法，重新划定选区，将首都布达佩斯的直选议席减少两个，那里是全国自由派的大本营。
另外，欧尔班还让外国的匈牙利族可以轻易注册为匈牙利国籍，并吸引他们在国外投票。有超过一百万非匈牙利籍的匈族人拿到双重国籍，他们给欧尔班投票的比例高达95%。
选举的不公还不是最可怕的。
青民盟的创始人中，有不少后来跟政治并没有太大关系。当匈牙利记者联系到其中一人，询问他对当下政治的看法时，那人愤怒地回应，如果他说真话，就会在第二天丢掉工作。
“这难道就是青民盟成员在 1988 年时所向往的国家吗？”那位匿名受访的青民盟创始人对记者说。
匈牙利似乎越来越像欧尔班在三十多年前奋力推翻的那个政权。2022年，欧洲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已经正式指控匈牙利是“选举专制混合政体。”
自从2010年重新赢得选举并以来，欧尔班对匈牙利宪法的理解有了与自由主义时期的他不同的思路。用安德拉什·L·帕普的话说，就是“通过修改宪法/基本法来使违宪立法合法化。”
因为2010年的选举让青民盟赢得了可以修改宪法的三分之二多数席位，这让欧尔班抓住一切机会对旧体制进行重组。新的“基本法”（《匈牙利基本法》 （Magyarország Alaptörvénye）替换了1989年的旧宪法。在这部宪法框架下，欧尔班大大加速了立法的速度，减少了公共辩论和议会质询，很多法律甚至不到一天就通过了。
欧尔班让法律结构更有利于他任人唯亲，比如取消了许多公务人员的资格限制，方便他安插更多亲信；又比如将许多自己不喜欢的公职人员以“机构重组”的借口解职，并规定如果没有三分之二多数选出继任者，许多公职都可以无限续任。欧尔班用新的法律，解职了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数据保护专员甚至最高法院院长。
在一场演讲中，他公开宣称，至少在未来的十五到二十年内，右翼政党将会主宰匈牙利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不需要多余的公共辩论。
他的确有这么自信的底气。
任人唯亲、行政渗透、公开对政治霸权的呼唤。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其他民选国家，一定会激起相当部分选民的恶感。但在匈牙利这并没有发生。
一方面，欧尔班大量推动民粹主义财政政策，比如2013年的一项公共项目补贴，为成千上万的家庭节省了许多开支。匈牙利人类学家拉斯洛·库尔蒂（László Kürti）在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就遇到一个农民说：“我从未在共产党那里拿到补贴，但欧尔班确保了我每年冬天有木柴。”
另一方面，与共产主义时期不同的是，欧尔班还想建立一套从上至下的民族主义文化霸权。
除了将法西斯时代匈牙利的独裁者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说成是“杰出的政治家”以拉拢极右翼外，欧尔班还做了许多长远的文化事业：他对多子女母亲施以大量补贴以培养家庭文化、操控新闻管理局、标准化教育改革以推动正确的历史记忆、大量与神职人员合作、将教会的地位不断提高。拉斯洛·库尔蒂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发现小市镇的基层神父竟然在照本宣科地朗读欧尔班的宣传文件。
而这种文化霸权的核心就是以匈牙利人为民族共同体的排他性。欧尔班尽力展示，只有他才能避免匈牙利人在欧盟的市场化与穆斯林的“入侵”中丧失主体性。
难民危机给了欧尔班绝佳的舞台，可以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成果。
欧尔班在演讲中，经常强调匈牙利人的血统纯洁性，他认为“混血种族”是不可接受的；青民盟一位高层曾侮辱难民都是“僵尸”；另一位青民盟的记者也公开声称罗姆人是动物（罗姆人即旧称的“吉普赛人”，广泛生活在中东欧），不应该存在。尽管匈牙利的国内犯罪事件与穆斯林移民的关联性极弱，但这并不影响犹太人、罗姆人、穆斯林、酷儿群体等少数群体成为了社会的替罪羊。
通过福利体系、宗教霸权、社会网络、裙带关系，欧尔班制造了匈牙利人对他所建造的体制的文化向心力，在许多农村地区甚至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崇拜。
“欧尔班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位普通的老妇人，青民盟的普通党员对德国媒体表示。一位普通的农民似乎也真诚地相信，他能拿到欧盟的农业补贴是仅仅是因为欧尔班。
匈牙利当然仍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制国家，这里没有不经审判就将异议者处决或投监的合法机关、没有监控每个人的秘密警察、没有属于政党的军队。
总的来说，没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绝大部分暴力统治手段。
哲学家简-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uller）认为，这是精心选择的，“威权民粹主义绝不能唤起人们对二十世纪独裁政权的熟悉记忆。”
欧尔班并不是不想废除选举，而是他需要选举。独裁的“古拉什共产主义”（引用自由市场经济元素的共产主义改革）在民主制下的成本超乎想象，他需要民众自发地崇敬他及他的制度。
十六年来，欧尔班主义几乎已经成为了匈牙利国家的血液，他就像一座巨大的十字架，撑起了整个国家的各个角落，在名为基督教的羽翼下，享受着个人的尊荣。
他迈过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却给历史带来新的“十字”。历史用匈牙利当代国徽上的双十字替代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红星”，但它们却一样沉重。
从匈牙利到欧盟：短暂的窗口期
欧尔班曾被视为不可战胜。
在选前，尽管民调显示蒂萨党的胜率极高，但没有人敢掉以轻心。欧盟官员内部甚至已经提前准备欧尔班获胜之后的应对。
大约21点8分时，几近一半的票数被清点。现有数据显示，蒂萨党可以赢得所有国会席位的三分之二。过了不到二十分钟，欧尔班承认败选。
反对党支持者们沸腾了，德国《明镜周刊》驻布达佩斯记者简·普尔（Jan Puhl）称之为“气氛如同1989年一般热烈。”那正是欧尔班成为英雄的那一年。
2026年4月12日，欧尔班精心十六年打造的威权体制，也如1989年的铁幕一般垮塌。这一次，这个体制触碰到了它的极限。
正如社会学家、前部长马扎尔·巴林特（Magyar Bálint）用来形容匈牙利体制时所使用的“黑手党国家”（mafia state）概念，匈牙利的权贵并非如“裙带资本主义”一般较为自愿地联合，也并不是“寡头制”或者“独裁制”，因为它仍然使用选举、法律作为权力分配的工具，但其作用“是协助调节家族内部关系并分配利益。”
欧尔班作为这个“黑手党”家族的大家长，本来应该手握对家族资源的绝对控制权。但问题是，正如这个概念所指代的原意，“黑手党”本身就不是一个有稳定权力结构的组织。如同意大利学者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的经典研究所言，“黑手党”一般建立在以信任缺失为前提的私人保护关系上。欧尔班作为“教父”，他的权威也必须用于保护其不断膨胀的附庸，但在专制环境中，政治分肥并非无穷无尽，体制内的精英总会在自己利益受损或有机可乘的时候反叛。毕竟，黑手党内没有信任。
而这时，如果有一个体制内的叛逃者，不仅能成功摆脱“体制内”的负面印象，还能把自己包装成体制内腐败的“吹哨人”赢得民意，那他就能掀起巨浪。马札尔就是这个叛乱者。
在马札尔·彼得的竞选过程中，他无数次使用自己对欧尔班体制的熟悉而精准打击其薄弱处，避开焦灼的意识形态战场，深入民间，不断渲染欧尔班的腐败给民众带来的伤害。这都是因为他深知欧尔班体制十余年来已经掏空了平民阶层。
“没有肥皂，没有毛巾，没有卫生纸，什么都没有！”参观医院时，马札尔尖锐地批评。参观各地资金缺乏的医院和公共服务部门是马札尔的竞选的核心部分。本就出身于欧尔班体制的马札尔，比其他反对派都更清楚欧尔班的弱点。根据一份近期研究，他的体制内“吹哨人”身份甚至增强了他的反体制可信度。
排外、民族主义与个人崇拜都是欧尔班精心建构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它们在过去十几年也十分有效。甚至在之前的竞选中，还因为欧尔班不断煽动对乌克兰人的仇恨而得到了加强。
即便是这次竞选，欧尔班也不断宣传称，“他们想让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后代都沦为乌克兰人的奴隶！”。
但这一次，情绪煽动似乎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当经济快速发展时，欧尔班的文化霸权可以更容易地影响选民的倾向。但如果腐败日渐加重、经济越发凋敝的时候，还希望选民能无条件追随自己，就未免艰难。
匈牙利的经济已经陷入好几年停滞，根据匈牙利经济媒体“G7”在选前的统计，2025年GDP增长近乎原地踏步、通胀水平高企、2025年的财政赤字比预期高出40%、民间企业尽力保持隐形以免被青民盟的国家机器恶意吞并。
在欧盟于2022年冻结了对匈牙利的二百亿欧元的资金之后，匈牙利的经济更显艰难。2023年，国内的实际工资下跌，再叠加通胀，许多平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将欧盟斥为敌人无异于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杀。”“G7”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而欧尔班对移民的拒绝，又让国内生产陷入困难。尽管匈牙利政府一直在引入客籍劳工（截止2025年有十万在匈务工的亚洲人），但由于其自身高调的反移民宣传，外籍劳工的数量仍然远不能填补国内生产所需。根据调查，77%的国内企业都难以招到员工，尤其是在近年来新兴的电池工业中。而由于匈牙利的工资常年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且国内缺乏足够有力量的工会，在外贸乏力的情况下，内需也很难成长。
青民盟也早就考虑到自己败选的可能性，故而2011宪法就故意让许多重要决议（比如预算）必须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所以如果青民盟真的输了选举，只要对方没有赢到三分之二议席，就会很快自我崩溃。
可就是因为欧尔班精心设计的这种“能将相对多数转化为绝对多数，将微弱的绝对多数转化为压倒性多数”的选举制度，其利于第一大党（本来一直是青民盟自己）的特性帮助马札尔一举拿下一百九十九个席位的一百三十七个（所获普选票只有52%）。
欧尔班的各种制度设计，在这一次都砸了他自己的脚。
在胜选后的演讲中，马札尔对着人群高呼，“你们今天创造了奇迹，匈牙利今天创造了历史！”他的政党所赢得的票数，甚至超过了青民盟的历史最好成绩。
这场胜利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欧洲。
欧尔班本来就是许多极右翼政客的偶像和榜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的谋士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就对其推崇备至，称呼他为“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
“对于MAGA来说，今年最重要的两场选举是匈牙利的选举和美国的中期选举，”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h）甚至对媒体这样说。
匈牙利，这个无数MAGA当作朝圣地一般的地方，从此再也不是威权民粹的天堂。
但是下一步呢？或者说，还有下一步吗？
上一次，也是在这一步，所有人都热切期待着匈牙利的民主转型，但它却沉入了欧尔班的十字架下。这一次呢？
许多投票给马札尔的人，其实根本不欣赏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的女儿克拉斯纳霍凯·艾玛（Krasznahorkai Emma）是一名积极的反欧尔班人士、LGBTQ权益活动家，她对德国媒体说她会投票给马札尔，但这是因为别无选择，她并不喜欢这个人，讨厌他身上“侵略性的男性气概”。
但更令克拉斯纳霍凯不安的是，其实没有人知道马札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政治家。
他在重大政策上一直闪烁其词，也继承了许多欧尔班的政策，比如反对乌克兰快速入盟，在2025年布达佩斯骄傲月游行被欧尔班尝试禁止时，连许多保守派政客都发声反对这种公然打压集会自由的行径，但马札尔却离开了布达佩斯。
克拉斯纳霍凯觉得她可以理解马札尔不想表态，担心这样会激怒保守派。但她苦涩地承认，“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在盲目投票。”
马札尔及其政府未来最大的挑战，甚至已经不再是欧尔班营建十六年的“深层国家”，而是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权力欲。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近乎无制约的权力。
学者佐尔坦·阿达姆（Zoltán Ádám）早在选前就撰文警告蒂萨党，欧尔班体制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制度只能通过足够大的授权才能改变，而一旦这种授权存在，又可能使权力的拥有者豁免于遵守他们最初想要引入的规则。”
就像匈牙利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言，这种制度遗产是欧尔班犯下的“最后一桩重罪。”
至少在胜选后的几天里，马札尔仍走在他所承诺的道路上，在胜选演讲中，他还感谢了那些没有投给他的选民，“没有人会因为与多数人的想法不同、所爱不同或信仰不同而被打上烙印。”在选后采访中，他也巧妙地回应一些在保守派圈子里敏感的文化议题，在被问到酷儿群体相关的问题时，他回答道，只要不犯法，每个人都可以跟自己所选择的人在一起，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句话已经涵盖了一切。”他说，却没忘了在同一场采访中补了一句，“我是一个保守的人。”他的确挪用了一些欧尔班保守的文化政策措辞，比如声称奥匈帝国是匈牙利的“黄金时代”。
但他坚持称，他绝对不会建立一个“欧尔班2.0”，也誓言重建匈牙利的权力制衡机制。
许多变革已经在发生：欧盟代表团即将前往布达佩斯与马札尔商议欧盟资金的松绑；亲欧尔班的国家电视台已经停摆，青民盟的媒体帝国正在崩塌；与总统会面时，马札尔也当面要求其辞职，否则不排除发动弹劾；马札尔还希望能设立总理任期上限，以杜绝类似欧尔班的独裁者；他也声明将支援乌克兰，并抵制外部势力强迫乌克兰割让土地。
但长远地看，马札尔到底会走十字路口的哪条路，现在还没法断言。但在匈牙利之外，整个欧盟都松了一口气。至少，欧盟可以走下一步了。
选后没多久，欧洲议会里德国绿党籍的欧洲事务委员会主席安东·霍夫赖特（Anton Hofreiter）就主张，除了在马札尔上任之后立即推进对乌克兰的军援之外，还应该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欧盟机构改革。
“我们应当利用好在波兰和法国下一次艰难选举之前的这段窗口期。”
他说的没错，因为在法国，另一个将欧尔班视为榜样的极右翼明星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正在虎视眈眈法国总统的宝座，在许多民调显示，她和她的继任者若尔当·巴尔代拉（Jordan Bardella）都会赢得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
霍夫赖特口中的窗口期，其实也只剩不到一年而已。
参考文献：Pap, A.L. Democratic Decline in Hungary: Law and Society in an Illiberal Democracy 2017, Rout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