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分散在不同城市与社区抗议与维权行动，由个体、工人、业主、学生、家长以及村民等发起。这些行动贯穿全年，构成了一条并不显眼却始终存在的社会背景线索。
根据CDM（China Dissent Monitor）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中国各地共出现抗议事件5343起，同比2024年增长约44%。在经济低迷持续的背景下，农历新年前后因欠薪引发的劳工抗议显著上升。数据显示，2025年10月至2026年1月，因临近春节，此类事件同比增加约60%，多达1227起。
直接面向国家权力的抗议
过去一年，有至少三起零星的个人抗议，都直接指向国家权力或执政合法性。参与者大多单独行动，规模不大，在政治纪念日或者重要会议前后，带着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对抗性质。
1. 成都客运站的三幅白底红字标语
4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茶店子客运站行人天桥上出现三幅白底红字标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责任不可追问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标语在公共空间悬挂近五小时后才被拆除。悬挂标语的是27岁的四川沐川县青年梅世林，他在行动前曾私下告知朋友，这是“经过很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并称相关标语已准备一年，希望能够被传播。事件发生后，梅世林迅速失联，外界普遍认为其已被警方控制。
在悬挂标语前，梅世林曾与“神州大视野志远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发生劳动纠纷，并多次投诉无果。据他表述，相关部门在沟通中“连情况都没有说完就被挂电话”。
2. 重庆大学城大幅投影标语
8月16日夜间，距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俗称“九三阅兵”）尚有半个月之际，重庆大学城区域出现大幅投影标语。投影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以及“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明确反体制口号。相关投影持续约50分钟，警方随后在投影设备所在的“嘛嘛公寓”房间内查获设备并中止播放。
发起投影的人，是43岁的重庆人戚洪。戚洪出生于重庆偏远山区，并在留给警方的一封信中留下真实姓名。行动发生四天后，他携家人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戚洪后来对外表示，自己原计划在九三阅兵前夕或当晚实施投影，但担心长时间空置酒店房间引发注意，遂提前远程启动设备。他对纽约时报表示，自己受到2022年彭立发“四通桥事件”等过往抗议行为的启发，“普通人在忍无可忍之后，想要做点什么”。
3. 北京三里屯横幅
10月25日，北京三里屯街头、Nike门店前，一名署名为“pque2025”的市民在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悬挂两面横幅，内容分别为“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类的邪教，它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以及“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横幅随后被现场保安没收。
外卖骑手的抗议
近年来，外卖骑手几乎成了劳资纠纷和集体抗议中最常出现的身影之一。由于工作高度依赖城市空间与即时调度，一旦在通行、取餐或交付环节受阻，时间压力和平台考核便会立刻转化为骑手们的现实损失，冲突也往往由此引发。
1. 湖南长沙小区外大规模外卖骑手抗议
12月22日至23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片区发生的大规模外卖骑手抗议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多家媒体及外卖骑手受访者披露，12月22日下午，梅溪湖合能璞丽小区安保人员因禁止外卖骑手骑电瓶车进入小区送餐，与一名外卖骑手发生冲突。事发时，该骑手在尝试骑车进入小区过程中与值守保安发生肢体接触，相关画面随后在骑手社群中传播，引发大量骑手前往现场声援。
当晚，事件进一步升级。网络流传视频显示，来自多个平台的外卖骑手聚集在小区周边路口，以绕行鸣笛、呼喊口号等方式表达不满，并要求物业方面作出解释和道歉。随着聚集人数增加，当地警方出动交警、公安及特警到场维持秩序，对现场进行管控和疏散。据网友流传，当晚约有1500名外卖骑手聚集，出动的警力约400-500人。直至凌晨一点多，警方开始强制驱离，并抓捕了三名骑手。
2. 四川自贡商场前骑手抗议
12月29日，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华商国际城周边，因商场物业调整通行管理方式，上百名外卖骑手聚集表达不满，相关画面在网络上传播。
据多段网络视频及目击者描述，当日华商国际城物业以“便于管理”为由，在商圈周边人行道及慢车道加装围栏，限制电动摩托车、电动车通行，外卖骑手无法按原有路线进入商场取餐。由于该商圈餐饮商户集中，是当地外卖订单的重要来源，通行受限直接影响骑手的正常配送。
多名骑手表示，在现有平台考核机制下，步行进入商场取餐容易导致订单超时并遭遇扣款，而绕行机动车道配送，又存在被认定为违规行驶的风险。通行规则的调整，使骑手在效率、安全与合规之间面临现实冲突。
配送压力与现场沟通受阻的情况下，部分骑手与管理人员发生争执，随后更多骑手陆续到场聚集维权，聚集骑手人数一度达百人以上，商场周边道路短时间出现拥堵，吸引市民围观。
制造业工人维权
2025年，制造业工人的维权行动围绕收入结构变化、产能调整与产业转移展开。订单减少、企业降本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取消加班”“压缩收入”“变相裁员”等成为冲突的常见导火索。加班费，长期构成一线工人收入的重要部分，当企业恢复“五天八小时”并停止加班后，不少工人的实际到手收入显著下降，难以覆盖生活支出，由此引发集体抗议。
深圳易力声科技3000人罢工是年内较受关注的事件。企业以海外需求下降为由，取消加班安排，后为应对罢工，更发布考勤补充规定。加班取消后，在扣除社保和公积金后，不少一线工人每月到手工资不足2000元，已低于深圳自2025年3月起实施的全日制就业最低工资标准2520元/月。同时，工人质疑企业借订单下滑之机压低收入、为产能外迁铺路。冲突在12月中旬升级，多名工人在抗议过程中被警方带走，后随着多方压力叠加，罢工规模持续缩小，但关于收入结构与产业迁移的矛盾并未消失。
类似在经济下行压力中，产能结构性争议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亦反复出现。比亚迪在无锡、成都、桂林、济南等地均出现围绕薪资结构、补偿承诺与劳动强度的纠纷，部分争议涉及加班依赖型收入模式，亦有员工猝死后责任认定问题引发家属维权。这些事件虽分散发生，但都指向劳动保障与企业调整之间的张力。
除规模性罢工外，零散讨薪依然广泛存在。堵门、堵路、占据办公空间等方式成为工人迫使企业回应的常见手段。在部分案例中，劳动者试图通过跳楼、爬塔吊、拉横幅等高风险行为表达诉求。例如，3月24日，广州市阿里巴巴顶楼，一位孕妇拉出“强烈抗议阿里恶意非法解雇临产孕妇”的条幅抗议。象征性与羞辱性的身体行动，如下跪、长时间驻守，也频繁出现，例如，9月8日，河南禹州神火宽发矿业员工在市政府台阶下逐级下跪讨薪。
农民维权
农民与村民的维权行动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产业开发与教育资源调整等问题。多数抗议围绕生计与居住权展开。
与矿山排污、化工厂建设、公墓选址等相关的冲突在贵州、湖北、海南、重庆等多地出现。村民通过堵门、阻止施工、集体聚集等方式表达反对意见，要求暂停项目或重新协商。少数民族地区的抗议则更多涉及教育整合、矿业开发及传统生活方式保护。例如，青海海东村民因学校撤并发起抗议，反对将学生分配至约60公里外的学校；四川某藏族聚居区村庄村民因反对矿产开发、担忧牧场和传统生活方式被破坏而发起小规模抗议，至少60人被拘留。贵州石硐镇苗族社区（木杉村，水头村）村民反对政府强制执行火化政策而发起抗议，类似反对强制火化的抗议，在云贵高原发生多起。
家长维权
学生家长，或因事故失去子女的家庭，曾在不同地区引发维权抗议，主要围绕未成年人安全、校园管理与教育资源分配。家长行动往往情绪强烈、组织松散，又因涉及未成年人，社会共鸣度较高，传播速度也更快。
因卫生安全、学区划分和学校管理引发的集体行动在多个城市出现。6月，四川自贡富顺县华英小学因提供变质猪肉被曝光，上百名家长连续多日聚集学校及县政府门口要求追责。7月，深圳惠华学校家长抗议外来务工子女无法入公立体系。9月，山东济宁、兖州、菏泽等地多所学校发生学生在校用餐后出现身体不适的事件，家长在医院、校门及供餐企业门口维权，部分信息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后遭删除，引发进一步不满。
江油、蒲城和河南许昌中学等，涉及学生死亡或严重暴力的事件成为舆论焦点。蒲城职校事件（1月2日）中，一名17岁学生坠楼身亡，家属质疑校园霸凌与校方隐瞒事实，现场抗议迅速升级，高峰时期约有5万人参加，部分民众冲破警方防线，推倒校门、围殴副校长，警方使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应对，多人受伤。河南许昌六中事件（5月23日）中，一名初一女生疑似长期遭受班主任体罚和霸凌跳楼身亡，家属及学生、市民前往学校抗议，抗议升级为大规模聚集，部分学生和市民投掷物品砸毁校门窗户，警方到场驱散并封锁校园。江油事件（7月22日）中，一名14岁女生遭三名同龄人持续殴打并拍摄视频传播，引发大规模社会关注。家属及市民在江油市政府前聚集，呼喊“还我民主“，数千人参与示威，警方采取暴力清场措施，多人受伤或被捕，事件引发全国舆论关注。
业主维权
业主维权主要围绕延期交房、项目停工、用途变更及物业管理纠纷展开。从一线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商品房到回迁安置房，业主们和开发商、物业公司甚至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房地产风险持续释放，使大量购房者陷入合同执行与资金监管僵局之中。
业主常通过集体聚集、堵路、占据售楼处或公共空间等方式施压。在部分案例中，警力介入成为常态，相关影像在网络上传播后迅速被限流或删除。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内，司法层面亦针对烂尾楼及商品房无法交付问题作出制度调整。7月起施行的相关司法解释称，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且房屋无交付可能的情形下，购房者可在执行程序中请求排除购房款的强制执行，并在特定条件下获得返还。然而，在前置条件复杂、执行程序漫长的现实背景下，多数业主仍停留在行政协调与反复上访阶段，实际困境未能得到 明显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