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月初，我从新闻中得知伊朗发生了新一轮抗议。和文中的受访者Reza一样，一开始我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以为这或许又是一次阶段性的罢工或示威。此前在写作和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已经对伊朗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有了一些基本了解：大多数伊朗人并不支持现有政权，抗议与罢工并非罕见事件，它们以不同规模、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于近年的公共生活中。

直到1月8日，抗议明显升级，伊朗国内开始切断互联网，镇压与死亡的消息陆续传出。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正在迅速失控。而就在几天前的1月5日，Sara（她是我的文章《一个波斯女孩眼中的德黑兰：我们不仅仅是被头巾遮挡的人》中提到的那位女孩))刚刚回到德黑兰度假。随着网络中断，我们逐渐失去了她的消息。我开始感到不安。1月14日，伊朗短暂恢复了部分网络，但我依然没有收到她的任何讯息。正如Mahnoosh在采访中所说的那句话——在这样的时刻，“没有消息”并不意味着安全，而往往意味着更糟的可能性。直到1月17日下午，我终于收到消息，Sara仍然安全，并于19日晚成功返回巴黎。

1月8日当天，我在社交媒体上随手转发了一条关于伊朗抗议的动态。很快，一些此前因为活动或写作而认识的伊朗人开始给我发来私信。TA们向我表示感谢，也不断转发、补充TA们所掌握的消息。 有人告诉我，她的表亲在抗议中被捕，伊朗当局要求缴纳高达3亿土曼（Toman）的保释金，并额外提交其公寓的产权文件。也有人向我描述，在部分地区，死者遗体被叠在一起，身份难以确认；而当家属前往领取遗体时，被要求支付费用，或被迫以点心和蜡烛作为“替代”。在伊朗的文化语境中，这类物品通常只用于庆祝场合，在哀悼与丧失之中被当作交换条件，对许多人而言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羞辱。

在这些零散却急切的交流中，我意识到，自己或许不能只是旁观。

我开始主动联系这些伊朗人。TA们几乎全部生活在伊朗之外，却处在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中：不断刷新社交媒体，试图拼凑断网之下的现实；疯狂转发信息，又反复确认其真实性。她们彼此之间传递着消息，也彼此支撑。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夜晚的街头打开手机手电，彼此示意；看到刚飞抵伊斯坦布尔的伊朗男生立刻拍下短视频，试图向外界说明国内发生的一切；也看到一些看起来只有十几岁的女孩，用并不流利的英语，面对镜头努力解释伊朗正在经历什么。无论是拥有大量关注者的账号，还是只有几十个粉丝的普通人，都在尝试说话。

在几乎每一次对话中，对方都会对我说“谢谢你关心伊朗”。而我很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极其有限。但正是在这些反复出现的感谢中，我感受到了一种迫切——在信息被切断、声音被压制的情况下，哪怕只是一次转发、一次在场，对她们而言都并非无足轻重。

在反复聆听这些叙述的过程中，我并不只是感到遥远的震惊。相反，许多话语在我耳边显得异常熟悉。Mahnoosh曾解释，人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因为独裁政权压迫人民，因为政府杀害自己的公民，又将他们指认为“间谍”或“外国势力”；因为政权不断撒谎，以正义、宗教和国家之名实施暴力；因为人民与一个腐败、虚伪的统治机器之间，早已不存在任何共同语言。

这些陈述并不需要额外的翻译。我意识到，这种熟悉感并非源于具体情境的相似，而是一种对权力运作方式的辨认：当政府将一切反对声音视为敌人，将自身等同于国家、信仰或道德本身，那么任何质疑都可以被合理化为“罪行”。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倾听她们的故事并非全然陌生，而是一种跨越语境的互文——让人意识到，暴力与谎言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例外”，而是一套可以被反复复制的统治逻辑。

1月17日，我和几位伊朗朋友一起，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一场示威集会。这场活动由伊朗、阿富汗、库尔德女权联合组织（roja）、伊朗正义组织（iranjustice）和伊朗女权组织（azadi4iran）一起发起。在现场，多位波斯与库尔德女性用法语和波斯语讲述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位发言者刚刚结束两年的拘押。她们说：“伊朗人只是像人一样活着，就被镇压了”，“政权才是恐怖分子”， “伊斯兰共和国在屠杀各种少数民族”，“伊朗人应该政治自决”，“支持阿富汗和加沙的自制，我们是一样的”。她们说：“我们要通过女权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进行革命”，“我们等到政权陷落的那一天”。她们说：“希望世界看到我们的努力和牺牲。”

随后，人群开始用法语、波斯语、英语、库尔德语呐喊“女性生命自由”（Zan, Zendegi, Azadi，波斯语；Jin, Jiyan, Azad，库尔德语），口号像海浪一样从中心传到边缘又传回来，再传出去。在游行途中，我看到一位库尔德女性举着库尔德旗帜，没有使用扩音器，只靠自己的声音持续呼喊，我当时想下次参加游行一定要带盒喉糖。有人在路上向我道谢，那一刻我几乎本能地想要否认，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但是我想，可能这就是在场的力量，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在场和关注对身处绝望的人来说多么重要。

关于伊朗的讨论迅速转向各种宏大的政治问题：是否需要外部介入，未来的权力结构将走向何处，谁有资格代表伊朗人民发声。我也曾反复问自己，这篇文章究竟应该写什么，又该如何回应那些向我表达信任很感谢的人。最终我意识到，也许我能做的事情本就有限，政治判断往往会迅速吞没具体的人。与其急于给出判断，不如尽量把这些具体而零散的声音呈现出来——那些正在等待消息、不断刷新屏幕、在海外街头呐喊、或只是努力活过每一天的人。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极其复杂，但在所有政治分析之前，这些人的经验本身，已经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