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迎接 2026 年到来之际，伊朗正经历一轮自 2025 年末爆发并迅速升级的全国性抗议。12月28日，德黑兰大巴扎商贩率先罢工，抗议最初围绕经济困境展开。当时，伊朗已深陷长期通胀、货币贬值与能源短缺的多重危机之中。

抗议很快扩散至多个城市，并在短时间内从经济层面转向直指政权本身。进入2026年后，镇压持续扩大。1月初，多地医院被报道接收大量枪伤抗议者；到1月上旬，抗议已蔓延至全国大部分省份，规模和持续时间均显著扩大。

1月8日起，伊朗当局实施几乎全面的互联网和通信中断，国际互联网对普通民众基本不可用，仅保留有限的国内网络服务。多家人权组织与媒体记录显示，安全部队在镇压中使用了实弹、狙击手和大规模逮捕等手段。一些抗议者与人权机构还指控，伊朗当局在部分地区使用了不明刺激性气体。

关于死亡与拘留人数，各方说法差异巨大。伊朗官方承认抗议期间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但未公布完整死亡数字。美国CBS于1月中旬援引来自伊朗的匿名信源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2000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一份据称由伊朗境内医生网络编写的报告摘要称，抗议镇压期间死亡人数可能高达约16500人、受伤人数约33万，这些数字均无法核实。人权组织HRANA则报告，截至1月18日，已有24669人被拘留，至少25名18岁以下儿童在抗议中丧生，并记录了145份强迫认罪的音视频材料。

这并非伊朗首次爆发大规模抗议，也不是政府第一次通过断网和暴力手段应对社会运动。2009年总统选举后的“绿色运动”要求制度修复；2019年抗议聚焦经济生存问题；2022年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则直接挑战政府以宗教之名对身体与生活方式的控制。与以往不同的是，2025年末的抗议呈现出一种更为明确的转向：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不再将问题理解为可以修正的治理失误，而是将伊斯兰共和国本身视为危机的根源。有影像显示，包括德黑兰在内的部分地区，象征政教权威的清真寺在街头冲突中被焚烧。

抗议发生后，低音联系了一些伊朗人，有人逃离了伊朗，还有人远在海外，为家人和朋友的平安担忧。

Parand：我在抗议开始前回了家

时隔两年半，Parand 于12月5日返回伊朗探亲，原计划于1月12日经伊斯坦布尔转机返回东京。据Parand回忆，从1月8日开始，抗议开始升级，国际互联网对普通人而言，几乎完全不可用，只剩下“国家内网”： .com 域名无法打开，Google ，邮箱，国外航空公司的网站也完全无法访问。就在这个时候，土耳其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她的航班被取消了。按照国际航空规则，只要其中一段被取消，后面的所有航段都会自动作废。 Parand刚开始还抱着一丝希望，先后前往德黑兰机场和市区的土耳其航空办公室，但机场办公室未开门，市区办公室则已被大量航班取消的旅客挤满。

Parand说，当时很多人等在门口，却始终没有人出来回应，情绪一点点失控，办公室的门被砸坏了。后来警察和土耳其航空的工作人员出来，向大家解释情况：由于没有互联网，TA们无法在伊朗境内帮大家确认航班、改签机票，什么都做不了。最终Parand于1月13日买到了一家伊朗航空公司去伊斯坦布尔的航班，并且在抵达伊斯坦布尔15个小时后，成功买到土耳其航空飞往东京的航班，于15日到达东京。

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她希望使用化名。

以下是Parand的口述：

抗议是在我回国之后发生的。最先是在德黑兰的一些市场、小集市出现的。我那段时间刚好在德黑兰探访我的姐妹。因为当时美元和黄金价格暴涨，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贵，原本一盒30个鸡蛋，价格突然翻倍，变成50万土曼（德黑兰的物价是一顿快餐约20万土曼，之前的价格约是22万土曼30个鸡蛋）。我刚回去的时候不是很适应，那段时间，我几乎一直需要妹妹陪着我。她知道什么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时候该出门，什么时候该待在家里。不然我都搞不懂这个价格是不是正常的。

抗议在1月8号开始升级。8号晚上，国内不仅国际互联网被切断，连国内网络和电话都几乎无法使用。9号早上电话恢复了，但短信完全发不出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月10日（星期六）收到了一条来自日本的短信，是我之前买机票的网站发来的。那条短信能收到，很神奇，所以我记得很清楚。1月11号早上，我去了土耳其航空的办公室，才终于完全弄清楚发生了什么。那天我遇到一个和我订了同一趟航班的伊朗男生。他决定直接改签其它航班先离开。他对我说，如果我有任何邮件或消息需要发送，可以告诉他，他一到伊斯坦布尔、有了网络，就可以帮我发。我请他帮我联系学校、朋友，也请朋友转告我的工作地点。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互助：在断网的国家里，把自己的信息托付给一个陌生人，等他带到有网络的地方。我到现在都希望他一切平安。情况一直在发生变化，在1月13号，情况变成：我们可以从国内打电话到国外，但国外无法回拨给我们。

留在屋内，听见抗议与枪声

我的姐妹对德黑兰非常熟悉。1月8号和9号，她都上街参加了抗议。我没有去。

我把她当时带去抗议的一块石头带了出来。那是一块她在街上捡起、准备在必要时自卫或反抗的石头。我没有上街，但我在她的公寓里，能清楚地听到外面的声音。人群的口号声、奔跑声，还有枪声。那些声音不是偶尔传来，而是持续的、反复的。

我妈妈和我在一起。她一直求我不要出去，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她。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屋里。而且，我已经两年半没有回过伊朗了，生活方式变化太快，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觉得自己一个人坐地铁都很困难。但对她来说，在那些夜晚走上街头反而更容易。她熟悉德黑兰，知道如何在街区之间移动，知道什么时候该撤退，什么时候该躲避。

我很清楚，如果我跟她一起去，我反而会成为负担。我不想让她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要照顾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抵抗方式。有些人走上街头，有些人留在屋内，但并不代表TA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

我姐妹住的街区在德黑兰偏南、偏西南的位置，算是比较宗教、相对保守的区域。但即便在那里，抗议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每一个街区，都能听到口号和枪声。第二天我出门时，在墙上看到清晰的子弹痕迹。

姐妹告诉我，她看到有人喊口号、有人向警察和武装人员扔石头，也看到武装人员朝天开枪。她没有亲眼看到有人当场被射杀，但局势非常危险。她自己还被一块石头砸到了头，好在不严重。

1月10号，政府和警方开始向民众发送短信，号召大家上街参加“亲政府集会”，说要向“敌人、西方、美国”展示国家的力量。这些集会在恩格拉布广场（恩格拉布在波斯语里意为“革命”）和自由广场举行，是由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组织的。

那种对比非常讽刺。一方面，官方说1月8号、9号发生的事情是“恐怖分子”制造的混乱和杀戮；另一方面，在1月10号政权组织的集会中，却没有任何所谓的“恐怖袭击”。没有人被杀。这让我认为，8号、9号发生的杀戮，本身就是政权所为，只是被嫁祸给了外部势力。

白天的德黑兰同样不正常。很多店铺关门，很多事情因为没有网络而无法进行。街上有被烧毁的标语，被推倒的垃圾桶。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家24小时药店买药，有一个男人来给妻子买抗焦虑药。他说，她被抗议吓坏了。药店店员在那个男人离开后，往空气中喷洒了消毒剂。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晚上的抗议中有人使用了催泪瓦斯或某种化学气体，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当时也站在他旁边，他身上没有任何气味。但我又想，也许那些懂药的人，TA们知道这些化学物质或许有什么问题。

1月12号晚上大约10点，我坐网约车回家。街上有路障，只留一个出入口让车辆通过，有持枪人员检查车辆。那个人只露出眼睛，手里拿着枪，检查完车里的人后才放行。到那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晚上6点之后最好不要再出门。

我记得1月8号早上，我在地铁里，听到一个卖护肤霜的女小贩对大家说：“女士们，要不要买点霜？我们晚上会上街对吧”。我觉得很有趣，人们在彼此提醒、彼此确认，为晚上的抗议做准备。

我真的希望这位女士现在是平安的。

克尔曼：家乡、死亡，与不敢说出口的数字

我的家乡是克尔曼。那是一座在这次抗议中显得格外矛盾的城市。克尔曼是卡西姆·苏莱曼尼（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他成为伊朗国家叙事中“抵抗—牺牲—反美”的象征）的家乡。他被美军刺杀后，葬在克尔曼，从那以后，这座城市变得更加保守。街上到处都是他的画像、海报和雕像，像是一座被符号覆盖的城市，有时候我会觉得，整座城像一座巨大的墓地。我在伊朗北部旅行过，去过拉希詹、拉什特那样的城市。在那些地方，我能看到很多女性不戴头巾地走在街上，气氛相对开放。但在克尔曼，即便是在富裕社区，我如果不戴头巾，都会感到不安全，甚至会遭到骚扰。

在克尔曼的街头，一边是苏莱曼尼的画像和雕像，另一边却是它们被焚毁、被破坏的痕迹。有人用火烧掉画像，有人推倒雕像。

克尔曼也有大规模抗议。很多人被杀。具体有多少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统计。我问过家人，TA们只会说“很多”。我爸爸告诉我，有一对骑摩托车的父子被杀了。我妈妈以前的一位同事是救护车司机，他说自己搬运了很多尸体。这些话，我们都只能私下说，不敢在电话里多说。我们始终担心通话会被监听。

医院里的情况同样糟糕。很多抗议者受伤后，根本不敢去医院，因为医院会被革命卫队突袭。有人在医院里被抓走，甚至被杀。医院不再是安全的地方，而成了另一个危险空间。

我没有亲人或朋友在抗议中受伤，但关于逮捕和死亡的消息一直在流传。有人在抗议结束后，被直接从家里带走。我从朋友那里听说，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在抗议活动后在家里被警方逮捕了。我只希望她能被释放。抗议期间有那么多人丧生，同时在抗议活动结束后，他们通常会开始大规模逮捕，并且会开始处决很多人。这种事总是不断重演。所以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干预。我不是说要进行军事干预。我知道美国在干预他国事务方面做得并不好。但我知道他们有能力采取行动。我绝对反对美国入侵伊朗。但是说比如说提供援助？我认为，和其它国家一样，他们也可以采取行动。我觉得过去几年里，大家都在试图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谈判，试图通过制裁、核协议等方式，试图改革伊朗政权。但现在，我认为改革已经行不通了，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不断杀戮，然后处决。这就像一个循环。除非伊斯兰共和国垮台，我们尽快建立民主政府，否则这个循环永远不会结束。

对于巴列维（他是伊朗末代国王之子，长期流亡海外，在本轮抗议中被部分海外伊朗人视为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性人物，但其政治立场与代表性在伊朗社会内部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作为一个伊朗人，我认为他当然希望看到伊朗变得更好。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支持君主制。确实，有些人认为伊朗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恢复君主制，要么继续宗教法西斯主义，由神职人员统治国家。

可我始终觉得，或许还有其他可能。

我记得“女性、生命、自由”的运动，我们曾提出过许多真正激进、民主、面向未来的诉求。相比之下，恢复巴列维王朝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回到过去的怀旧——把伊斯兰共和国之前想象成一个“更好的时代”。我担心这是一种倒退。当然，我不会谴责任何支持巴列维的人。在此刻，我们需要的是团结所有反对现有政权、渴望民主的人，而不是彼此争吵谁更正统、谁才配统治。

我更希望我们能一起，去想象一种真正民主的未来。

被剥夺的童年，与正在衰弱的权力

我觉得伊朗的孩子们无法真正享受童年。TA们似乎也被迫站起来，和大人一起抗争。这对我来说非常残酷，就像是直接剥夺了TA们的童真。

在最近的抗议中，有很多孩子被杀害。这件事让我心碎。孩子本该只是孩子，TA们应该关心属于孩子的事情，而不是政权、暴力，或者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来。但在伊朗，一个孩子却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这让我感到无法承受的悲伤。

我同时也注意到，抗议并不只来自年轻人。如果其它年龄段的人也在努力改变现状，并且愿意站出来发声，那就意味着这个政权正在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强大。

在其它国家，批评政府可能会被噤声，甚至带来严重的个人后果。但在伊朗，人们能够如此公开地谈论政权的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并不是因为环境变得更安全了，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再害怕。

人们真的很勇敢。而我也越来越相信，这个政权正在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弱。它只能依靠极端残酷的手段来维持权力，但这种方式无法持续。因为政权本身，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继续控制人民了。